哪怕是最不爱进电影院的人，在2004年年末经过电影院门口时，都会站在《功夫》的巨幅海报前犹豫。这部周星驰历时三年打造的贺岁大片虽然没有像《英雄》和《十面埋伏》那样以轰炸式的宣传方式引发全国泛滥的话题，但良好的口碑和周星驰的个人魅力还是将它成全为2004年票房和口碑兼备的最大赢家。在最新的票房统计中，《功夫》的内地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成为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功夫》注定会被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不仅因为它是打破“只有张艺谋影片票房才能过亿”神话的电影之一，更因为它是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政策实行以来，对合拍片前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

　　2004年1月1日，CEPA在香港正式实行，其中四条关于合拍片进入内地电影市场的规定让香港电影人为之振奋，不少电影从业者欢呼——从此港片搭上了进入内地的直通车。没想到的是，这种振奋在2004年的年末竟然以香港电影是否进入冰河期的讨论做结。关于合拍片的利弊争论甚嚣尘上，是合拍片吃掉了纯港片最后的市场？还是港产片的没落带衰了新兴的合拍片？是内地审查制度的严格让合拍片水土不服(例如《江湖》)？还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观众的口味不求甚解？以带动香港经济、打开内地市场大门为宗旨的CEPA(本文特指其中与电影相关部分条款)到底为香港电影带去了些什么？这一年来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国家电影局怎么评价CEPA实施一年来的效果？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与香港电影人、国家电影局、中影集团合拍公司展开了对话。

　　案例Ⅰ

　　本报独家披露《功夫》通过审查内幕

　　周星驰自我审查“如来神掌”

　　“有一次他们打来电话问：‘如果写一个叫‘如来神掌’的功夫在剧本里，这个名称可以吗？’‘可以啊。’‘太好了，我们还担心你们会不会说是那个什么功。”　——中国电影合拍公司副总经理薛桂枝与片方的电话

　　在合拍公司担任老总多年的薛桂枝不否认香港制片方有这种“自我审查”的心态，她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沟通。哪怕是今年票房最成功的合拍片《功夫》，从剧本立项到审查通过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周星驰也在沟通的问题上吃过大亏。”薛桂枝说：“2001年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以协拍片立项，但当时少林寺认为影片片名有损少林寺的名声，要求更改片名。”因为涉及到敏感的宗教问题，合拍公司向港方负责人提出更改片名的要求，但对方说片名改动会影响影片的海外销售。经商议后同意将片名改为——《功夫足球(原名《少林足球》)》。但当2001年7月2日影片上映时，铺天盖地的海报上都写着《少林足球》，压根就没有出现《功夫足球》这几个字。“按照规定，我们立刻给了出品方香港寰宇公司一个‘一年内不允许到内地来拍片’的处分。”不久寰宇公司的老总林小明来到合拍公司拜访薛桂枝，两人谈起此事，“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功夫足球》的片名，原来是当时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没有向他提起过，你可以知道当时大家有多缺乏沟通了。”

　　三年后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剧本再次送到薛桂枝的办公桌上，她看得分外仔细。“第一稿的剧本和通过标准还是有距离的，里面有很多港片里常见的庸俗笑话，而且也看不出故事和内地有什么关系(根据CEPA规定，合拍片故事的情节必须和内地有关)。”于是薛桂枝和周星驰有很多次沟通：“我告诉他，希望他的第一部合拍片和他以往的喜剧比起来，能在品位上上一个台阶，在艺术上有一个飞跃。”经过两次大改和一次小改，合拍公司认为剧本可以立项了，“主线上没有大的变动，减少了很多庸俗的笑料，有一些周星驰坚持的东西，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意见，比如说片中出现很多次的那个暴露狂。”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薛桂枝认为一个小笑话足以说明周星驰那方“对沟通的重视”。“有一次他们打来电话问：‘如果写一个叫‘如来神掌’的功夫在剧本里，这个名称可以吗？’‘可以啊。’‘太好了，我们还担心你们会不会说是那个什么功。”薛桂枝意识到对方太紧张了，于是告诉了周星驰一条创作原则，“我只告诉你什么是不可以的，其余的你都可以自由发挥。”

　　是否因为周星驰是知名导演所以合拍公司对他有所优待呢？薛桂枝说：“沟通不怕麻烦，我的手机印在名片上，24小时开机，欢迎香港任何一位导演主动和我沟通。”那周星驰剧本的改动能否应该理解为港片进入内地市场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呢？薛桂枝的回答耐人寻味：“牺牲，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案例Ⅱ

　　去年惟一夭折合拍片内幕再调查

　　《江湖》死在“放胆去拍”

　　在今年1月初中国导演协会的研讨会上，童刚局长说：“去年我们有两百多部影片，好像是213部，有212部正常地通过了。”而《江湖》就是那部没有通过审查的电影。

　　合拍片并不是CEPA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反映了香港文化向内地文化靠拢和融合的过程。同时，它也成为了许多香港电影制作公司在丧失了海外和本土市场之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地位，使得合拍片就像一个内地和香港电影的综合浓缩物。而被浓缩其中的香港电影正面临内忧外患，内地电影也刚刚迈出产业化的第一步。两种问题多多、发展水平和生长根基都大不相同的文化产物被浓缩到了一处，形形色色的问题案例也随之出现了。

　　“对内地电审制度缺乏了解的香港电影工作者为了适应合拍片的需要，本来就有为自己的作品设卡来自我审查的心态，《江湖》的不幸巩固了他们这种心态，这是一种倒退的表现。”　——陈子良

　　现在看起来，《江湖》似乎是2004年最不幸的一部合拍片了，在去年送审国家电影局的33部合拍片中，它是惟一没有通过的(该片以合拍片送审却以协拍片名义通过审查，根据CEPA规定不能享受国产片待遇，不能与香港同期在内地大银幕放映)。按照投资人曾志伟的说法就是“我至少损失了3000万(曾志伟预估该片内地票房1亿，片方可从票房中提成30％)”。《江湖》在香港的票房是1200万，按照投资4000万来算，这部电影亏大了。当我们在香港试图找到当初负责影片电影局送审的陈子良时才发现，他已经改行了。陈子良原来是香港电影在国内的独立发行人，曾发行过《尖锋时刻Ⅱ》、《爱君如梦》、《飞龙再生》、《天脉传奇》等片，帮着香港很多电影制作公司联系国内发行的具体业务，后来据此经验去了星美集团出任国内发行公司总经理，对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比较了解，很多进入内地的合拍片在送审前都要先过他的“法眼”。陈子良自嘲：“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审制的代言人。”2004年11月底，当我们见到这位曾经的“代言人”时，他已经从星美辞职一个月了，供职于香港UA剧院。陈子良不否认《江湖》送审的不顺利是他改变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苦笑着对我们说：“我以前太乐观了。”对于整个送审经历，陈子良有颇多感慨，他这样解释当初“乐观”的动机：“最开始我们定下这个故事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因为讲的是黑社会故事，不敢肯定内地是否能接受。但居然剧本顺利立项了，很多香港的同行都觉得很吃惊，我当时也很乐观，觉得内地审查制度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于是就放胆去拍。”

　　也许问题就出在这个“放胆”上。事过8个月，我们从中影集团合拍公司(负责剧本审查立项和影片初审)了解到了《江湖》被毙的幕后原因——整体氛围过于灰暗、成片内容与立项剧本相距甚远。薛桂枝总经理是当初亲历剧本立项和初审的人，她告诉我们：“《江湖》至少有两个问题：我们在剧本立项的时候给他们提了几个意见，其中一个就是觉得影片的主题比较灰暗，建议将影片的结局做一些改动，比如希望最后陈冠希和余文乐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向善的转化，但是他们没有改，两个年轻人又走上重蹈前辈覆辙的路子；另外剧本和成片有很大差别，原先剧本中警察的一条线完全被淡化了，整个成了一场黑社会间的杀戮。”《江湖》的不幸可以归结为合拍片中香港制片方过于“乐观”而冒进失败的结果。陈子良虽然承认《江湖》的不幸给不少香港制片方敲响了警钟，但他也指出另一个矫枉过正的负面结果——“对内地电审制度缺乏了解的香港电影工作者为了适应合拍片的需要，本来就有为自己的作品设卡来自我审查的心态，《江湖》的不幸巩固了他们这种心态，这是一种倒退的表现。”

　　案例Ⅲ

　　林小明坦白“鬼片”通过审查内幕

　　《古宅心慌慌》“擦边”过关

　　“合拍片对我们来讲，最难的就是题材很难想。你看，张艺谋拍两部片都是古装片(指《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也是拍古装片(指《无极》)。大型一点的电影都一定要拍古装片，要不然的话就风险太大。”——林小明

　　就在内地对分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香港电影人也感到了分级制成为了他们创作上严重的瓶颈。香港电影是有分级制的在这样的制度下，电影类型丰富，鬼片和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人通吃整个东南亚甚至国际市场的强项。但当合拍片打开了内地市场大门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强项并不能在这个市场上再度通吃。

　　由林小明的寰宇公司在2003年(2003年6月CEPA在香港开始试行，出品的《古宅心慌慌》一度成为香港电影人热衷讨论的话题，故事讲述了8个兄弟姐妹在已故父亲的古宅内遇到“鬼”的故事，“本来这样的题材在内地是一定通不过的，因为是不可以拍鬼片的嘛。但是后来公司派人去沟通，说其实讲的不是鬼，是人性的贪婪，是亲情这样的东西。后来电影局和合拍公司又提了很多意见，我们也做了好多修改，在凶杀场面啦，在惊悚的地方啦”，导演郑保瑞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出品方的总经理林小明也承认当时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对啊，就是擦了一点点边。”林小明觉得这样改出来之后的感觉并不是太顺畅，他认为没有分级制，最大的坏处就是限制了题材，“合拍片对我们来讲，最难的就是题材很难想。你看，张艺谋拍两部片都是古装片(指《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也是拍古装片(指《无极》)。大型一点的电影都一定要拍古装片，要不然的话就风险太大。好像国内出品的就是古装片，那怎么想题材？拍得多，也累了，腻了。”

　　为了兼顾有分级制和没分级制的两个市场，以反应快和灵活著称的香港人开始自己想办法，陈木胜说他靠“自律”：“我拍片有自律，因为内地没有分级制，我就按照香港的分级制来规范自己。如果我认为这个镜头在香港会被列为三级，那我一定就不拍，所以你看到《新警察故事》里面没有什么血腥的镜头。其实从拍《双雄》(2003年合拍片)的时候我就很小心，因为电影讲到催眠和心理分析，如果真正很深入很逼真去描写那种被催眠的感受的话，在内地就很难通过，因为没有分级制，对小孩子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只能写一点点，但这个部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有趣的，所以是有遗憾的。”林小明并不认为这些“自律”和“擦边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香港电影人还是认为建立分级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资深电影人文隽一直呼吁内地要尽早分级：“我很同意冯小刚的说法，哪怕先不要通过三级片，你就一级跟二级A和二级B都可以，有点婚外情的，同性恋的，或者暴力的都可以先通过。”对于国家电影局正在制定中的电影分级制，香港电影人都翘首以盼。

　　案例Ⅴ

　　《新警察故事》大卖　导演陈木胜尖锐提问

　　吴彦祖能不能杀警察？

　　“《新警察故事》里面有很多吴彦祖杀警察的镜头，我想过这场戏如果在北京拍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朋友马上告诉我，没可能。可是一个社会有好人有坏人，哪个国家都有警察被杀。为什么内地的电影里警察就不能被杀呢？”——陈木胜

　　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是迄今为止最卖座的冯式电影。票房过亿、香港明星、粤语版本，都让冯小刚成为了内地导演拍合拍片的成功典范。陈木胜的《新警察故事》在遭遇《2046》的情况下，仍然卖出了成龙电影十年来的最高内地票房四千多万元。有趣的是，今年这两部票房大卖的合拍片都出现了警匪斗智斗勇的情节，也遇到了同一问题——警察。

　　《天下无贼》在编剧的完整性上遭到诟病，尤其是片尾警察让贼单独待在车厢里的细节让冯小刚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冯小刚会让警察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冯小刚也有委屈：“有漏洞我也挺没辙的，比如为什么警察把黎叔铐住了又不跟他在一个屋子里呆着？王薄、黎叔又怎样从警察眼皮底下逃脱？黎叔怎么有杀王薄的时间……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圆其说，说不好，铁道部、公安部、电影局都不答应。好莱坞拍电影就可以这样拍，警察看着，他可以打晕警察、杀了警察继续跑。我那个时候就头疼啊，只能不让黎叔杀了警察，只能让警察离开，否则故事就没法讲下去。”

　　同样讲警察故事的陈木胜说自己是典型的类型片导演，最擅长的就是警匪片，尤其《新警察故事》的成功让他觉得“今后要坚持自己的长处和风格”。但警匪的合拍片以后怎么拍，陈木胜也有疑问，“《新警察故事》里面有很多吴彦祖杀警察的镜头，我想过这场戏如果在北京拍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朋友马上告诉我，没可能，因为内地的电影里面是不能杀警察的。可是一个社会有好人有坏人，哪个国家都有警察被杀。为什么内地的电影里警察就不能被杀呢？”

　　采访之后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并没有发现电影的相关条例中有“电影中不能出现警察被杀镜头”的规定，但是负责剧本立项的薛桂枝告诉我们“不是说不能出现杀警察的镜头，关键是怎么去表现。有一些剧本，涉及到很多专业部门的特殊工作方式，为了让内容更切合实际，我们会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话虽这样说，但在香港电影人看来，就是本来只需要通过合拍公司和电影局的剧本，忽然又多了几道关口，这些关口让香港导演擅长的警匪片题材望而却步。在之后对电影局的采访中，电影局领导将原因归结为“不是说警察不可以死，中国没有任何规定说警察不可以死。如果非说合拍片进入内地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或是如意的话，绝不能归结于内地审查制对他们的限制，而是应该认真反思他们电影中传达的电影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否被市场广泛接受。这是根本的。”

　　案例Ⅳ

　　编剧披露《天罗地网》“孪生兄弟”诞生故事

　　三级片“委曲求全”变身闯关

　　“香港的电影很多年来都是走创作主导的路子，给了创作者天马行空的空间，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去拍合拍片，忽然变成了审查主导，为了适应两地不同的审查制度，很多故事都会被扭曲，我们也只能委曲求全。”——陈庆嘉

　　两个版本的风气始于2002年《无间道》第一部，为了符合内地审查制度的需要，《无间道》的内地版本采用了“光明的尾巴”。至此，不少香港影片都开始使用两个版本以期顺利通过审查。2004上半年，曾被寄予厚望的尔东升影片《旺角黑夜》在内地香港同期上映。意外的是，这部影片在香港叫好声一片，而在内地却遭到很多影评人的抨击。原因在于影片在内地和香港采用了不同版本，香港版本里吴彦祖和张柏芝扮演从内地到香港的杀手和妓女，而内地版本里两人变成了来自越南，张柏芝与黑社会瓜葛的一条线则完全消失，生硬的改动使影片出现了不少为人抨击的漏洞。

　　如果说《旺角黑夜》的改动还属于细节的话，那另一部电影《天罗地网》就难以用“细节”来解释了。2004年3月，一部名为《天罗地网》的合拍片在内地上映。影片从阵容到投资均不属于“大腕”级别，但不少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该片的上映。其中的奥妙在于，貌似普通的《天罗地网》还有一个“孪生兄弟”——《豪情》，2003年在香港仅有的三部三级片之一。《天罗地网》只保留了创办色情杂志这条主线，加入了内地与香港警方合力打击色情业的内容，删掉原片中的大量裸露画面。当我们试图了解这对“孪生兄弟”背后的故事时，影片的香港制片方以“事过境迁”为由拒绝了采访。但当我们找到编剧陈庆嘉时，这位吴宇森的前编剧并不介意让我们知道两部电影的诞生背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豪情》的真人真事，觉得很有趣，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就写了一个故事大纲，就是后来港版《豪情》的大纲。公司把这个大纲拿去看了以后，希望我能做成一个合拍片。但是内地的法律和电检制度同香港比有很大差别，出咸书(色情刊物)是违法的，所以他们要求我做一些改动。一部影片要进入一个市场，当然要尊重人家的法律，我就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加了一个女警察的戏，这样，整个故事大纲就有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主线。公司看了以后比较满意，我就先完成了内地的那一部分的剧本，这个剧本里面删掉了他们怎么出咸书啊，与妓女交往啊这些故事，再加多半小时内地女警察的戏。交了这个剧本之后，他们拿去送审，我接着按第二条线索写《豪情》。”陈庆嘉对《豪情》的认可显然高于《天罗地网》，他说《豪情》2003年在香港的票房有850万，是很不错的数字，“因为这个版本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产生的，更可信，也有趣”。而对创作者本人来说，只能安慰自己“至少有一个版本是我想拍的”。

　　两个版本的操作，不仅使《旺角黑夜》这样的影片失了水准，更让陈庆嘉这样的创作者满腹委屈：“香港的电影很多年来都是走创作主导的路子，给了创作者天马行空的空间，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去拍合拍片，忽然变成了审查主导，为了适应两地不同的审查制度，故事会被扭曲，我们也只能委曲求全。”

　　案例Ⅵ

　　CEPA冲击下高产导演再不能只管拍片往前冲

　　马伟豪不敢想明年

　　“从前我们是这样拍片的：投资人打个电话给我，说：‘马伟豪，你过来。我现在有阿Sa、郑中基的档期，7月给你拍，8月把电影给我。你行不行？’如果我说行，好，我给你。那剧本、故事什么的，才马上开始想。”——马伟豪

　　香港导演的高产素来有名，上世纪80年代初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年产量达到一年两三百部。在合拍片市场打开后，一部影片同时要面对内地、香港两个不同市场的需要，不少高产的香港导演开始反思这种高速生产的背后，自己所备的电影原料是否齐全。而这种高速生产的方式，是否又暴露出了原有电影工业“求快不求精”的弊端。

　　马伟豪被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认为是香港电影工业的代表，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连王晶和马伟豪都没法开工的话，我们香港电影还有什么前途？”马伟豪是香港有名的高产导演，同时也被认为是香港导演中，在合拍片领域走在前面的人，仅仅2004年，他就导演了《煎炸三宝》、《追击八月十六》，监制了《爱·作战》三部合拍片。但在我们的采访开始前，高产的马伟豪却给了我一个惊奇。他说自己虽然拍了很多合拍片，但根本就没有真的看过CEPA的电影相关细则，一切都是听别人说的。所以当他看到我手中拿着相关资料时，立刻要过来，埋头看了几分钟后，小跑着去复印了一份。

　　马伟豪解释说之前认为了解这些政策都是投资人的事，自己只管拍片往前冲就好了，如果冲出了界，“投资人会把我拉回来”。但现在遇到的两个问题让他改变了想法。一个是在内地观众口味的了解上，另一个是香港惯用的制作方式上。“我每年在香港待八九个月，很少去内地。我了解内地的唯一方法就是上网，看内地论坛，看内地观众对很多事的发言和看法。另外，当我有机会见到大陆的电影人，会问他们很多关于内地电影的看法。”他觉得“这个部分我一直做得不好”，而做得不好的原因在于自己太“高产”了。“这样做是因为时间不够。从前我们是这样拍片的。投资人打个电话给我，说：‘马伟豪，你过来。我现在有阿Sa、郑中基的档期，7月给你拍，8月把电影(指《追击8月16》)给我。你行不行？’如果我说行，好，我给你。那剧本、故事什么的，才马上开始想。”高速的生产和生产原料的不足已经成为了马伟豪的一个悖论，他开始反思.“我现在不敢想明年。我希望有一天是，我先弄好一个剧本，很完整，给投资人看，你觉得好吗？如果好，那我们再去找杨千?谩Ｃ髂晡颐挥兄竿?拍多少，也不一定强求是合拍片，还是要看剧本来。”

　　数字看CEPA

　　CEPA并不是内地香港合拍片开始的源头，早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和香港的合作拍摄就已经达到过高峰，《新龙门客栈》、《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都是那段时间产生的精品。但彼时的合作对于香港制作公司来说，只是利用内地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增加卖点，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对内地的国有制片厂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增加职工就业机会，赚取协拍费的机会。本世纪初，又一个合拍潮来临，此时对于失去东南亚和台湾市场，本地市场也告急的香港影人来说，内地已经是最后一线生机。CEPA的适时推出有如雪中送炭，以中国星、寰亚、寰宇、星皓为代表的大量香港制片公司都大举北上，资深电影人吴思远等也撰文助威——合拍就是双赢(见2004年第6期《电影艺术》)。那么CEPA实行一年来，成效到底如何呢？让我们先把中影集团合拍公司和国家电影局公布的2003和2004年官方数字来做一个简单对比。

　　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中影集团合拍公司受理与香港合拍片60部，审查通过并上映的有26部，04年该公司受理数量为67部，审查通过并上映的有32部。2003年26部合拍片在内地的总票房是2亿元，2004年我国的电影总票房是15亿元，根据电影局宣发处处长毛羽介绍，保守估计合拍片的票房占了国产片票房的70％，达到5.5亿元。在全国票房的前13名里，有7部是合拍片，而《功夫》则是2004年内地香港的双项票房冠军。2004年，香港在内地投资建立的影院有4家。

　　在采访中，我们向香港电影人发出了一份包含17项问题的调查表格，在各类选择题里虽然他们各有倾向，但在“你认为CEPA带来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这一栏里，选择A项“好处多”的受访者达到了95％，而内地没有分级制和他们对内地审查制度的不够了解则被认为是“合拍片进入内地最大的困难”。有受访者在觉得我们的选项不能表达他们意见时，还在表格上注明了他们的看法。马伟豪，在我们的第10题——“香港导演拍合拍片时，是否应在创作上向内地靠拢，以内地为第一市场，香港为第二市场”选项栏里，没有选择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在边上写下了几个小字——我们可以是国际市场的。

　　附：CEPA相关条款

　　CEPA是“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缩写。去年1月1日CEPA实施之后，其中涉及电影工业的条款包括：

　　(1)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内地发行。

　　(2)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是指根据香港条例设立或建立的制片单位所拍摄的，拥有75％以上的影片著作权的华语影片；主要工作人员组别中香港居民应占整体员工数目的50％以上。

　　(3)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

　　(4)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港方主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故事发生地无限制，但故事情节或主要人物应与内地有关。

　　羞答答的合拍片静悄悄地“开”

　　几乎所有到过香港的内地人都会有一个感觉，香港街头和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特别多。每逢一部新片上映，报刊、地铁站、电影院和大商场里都有大幅海报冲击你的眼球。奇怪的是，当合拍片来到内地市场时，忽然变得“羞羞答答”，很多片子几乎没什么宣传，就已经悄悄下画了。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些都与合拍片相对高昂的宣传、发行的成本和方式有关。2004年的香港制片方还无权在内地发行自己的影片，合拍片进入内地的发行渠道就只有两个：一是采用代理、卖断或者保底发行方式中的一种，将影片交给一家内地的专业公司发行；另一个则是由自己在内地开设的子公司协助内地公司发行。第一种渠道会使很多香港制片方对发行甩手不管，资深电影人吴思远在采访中指出这样做的弊端，“其实电影宣传和拍摄是同样重要的。内地地方太大，做起来成本很大，那就更应该和内地的公司配合、相互交流，把在香港发行宣传的成功经验带进来，这些经验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不懂得去用呢？现在是卖掉就算了，香港合拍方要晓得有要求。”另外，第二种渠道——在内地设立分公司或代理处，又会增加费用，而且每年自己公司的产量也有限，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香港制片方都愿意承受。我们了解到，迄今为止，只有香港寰宇、中国星等少数几家公司在内地设立了分公司协助发行自己的影片。

　　除了发行方式，内地广大幅员带来的巨大发行成本，也让香港制片方头疼。发行一部片长120分钟的影片，一个拷贝的成本是1万左右；片长为90分钟左右的影片，一个拷贝的成本在八九千元上下。同时，一部制作成本上3000万的影片，如果让主创人员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各做一次比较正式的宣传活动的话，每个城市就要追加110万－120万的成本，再加上广告费用，从票房收入来看，难以和成本持平。香港某业内人士告诉我们：“靠票房我们最多持平，是不能赚钱的。只能看音像制品的发行能否带来利润。”国内发行香港合拍片最有名的保利博纳公司总经理于冬也曾撰文指出：“港产合拍片生产速度惊人，一个月冒出好几部新片的现象很常见，为了赶得上与香港同步上映，有些片子只能是临上映时被内地院线仓促排入，影片本身的宣传做得不充分。有些合拍片干脆是为了卖音像制品而应景上上院线。”

　　吴思远还指出，内地在电影广告上也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完全没有优惠，“香港的电影广告很便宜，电影报纸广告只是普通商业广告的40％左右。在内地却很少有电影广告，没有形成气候，所以没有优惠的行业惯例。现在上海的电影广告就做在中缝里，这算什么广告？你看香港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大整版。”

　　内地市场就像一把双刃剑，广阔的空间带来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宣传费用。按照今年CEPA的规定，香港制片公司已经有了发行权，可以直接在内地发行影片。可以说，如果在2005年之前谁还是隔岸观火干着急的话，那从2005年起，香港合拍方对内地发行市场的探索将进入一个全面的实践阶段。

　　在我们对香港电影人的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香港《苹果日报》一篇《港产片空前惨淡》文章引发了香港电影即将进入冰河期的讨论(本报将在明日做专题报道)。在指责BT(网上免费下载)、光碟租赁和人才断层带来冰河期的同时，也有声音认为合拍片的大量兴起挤压了纯港片。那CEPA在打开合拍片市场的同时，是否也吃掉了港产片的市场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了采访的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