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2004年12月，杨家信在执行完了联合国维和警察的任务后回到了中国。我们特别把他从山东烟台，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说一说当时你到利比里亚的时候的那种情况。我不知道对于很多电视前的观众来讲，一听到非洲那一块在我们心目当中有点陌生有点神奇的土地上，当你刚一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杨：我们因为当时我们是从北京到伦敦，从伦敦经布鲁塞尔到塞拉利昂，从塞拉利昂我们坐的直升飞机到了利比里亚的首都莫罗维亚。到达首都以后，我们由联合国的人员去接我们，我们开了一个皮卡普车，沿街看到的景象比较凄惨。因为联合国任务去刚刚建立，我是第32个到达利比里亚的警察，就是说沿途看到大桥都被炸坏了，房屋都被烧了，基本上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大街上全是利比里亚那些老百姓，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住，穿得也很不好，整个城市没有供水，没有城市供电。我们到达那里以后看到虽然说这种凄惨的状况，但是老百姓的心态比较好。就是说也比较乐观，他们听到音乐就跳舞，这一点是非洲的一种风情。我们就是到达那里之后，主要的任务是要找房子，找房子特别困难，因为房子基本上都被破坏了。

　　记者：你在去之前我不知道你听到的当时的利比里亚的状况是什么？你想象的是什么。

　　杨：因为临走的时候我上网也查了一些资料，外事局非洲局的领导也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了利比里亚的情况。在家里我临走的时候，家属特地为我准备了很多包括酱油、醋我都从家里带过去了。但是到达那里以后，看到那种情况，我们准备得还是不足，还不充分。当地的物质特别匮乏。

　　记者：据我所知，利比里亚那个国家大部分领土面积是处于热带雨林性的这种气候，热带雨林气候平时我们都是在地理书里了解概念，我不知道你亲自到那里的感受是什么？

　　杨：一年四季，这个国家平均气温是25度，最热的是40度左右，但是它那种热跟咱国内这种热是两个概念，它那种热是让人感觉不出来那种难受，况且因为热带虫子比较多，蚊子比较多，因为它一年分旱季跟雨季两个季节，旱季的时候太阳特别充足，能把人体射出皮来，我们就是穿着这种皮衣，我们就是穿着靴子，一年都是这样，不管它是热还是凉，都是这一身服装，怕虫子咬。

　　记者：我们一想到非洲，往往会想到那儿除了有各种奇异的植物以外，还有很多怪异的动物，甚至昆虫。听说那儿的蚊子都跟咱们这儿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杨：对，它那儿的文字特别大，就是说你穿这么厚的衣服，他在外面还能给你咬到，我身上现在都是被咬的黑包。况且咬伤以后留包。一年了都有，留有黑包，传播疟疾疾病，传播黄热病。蚊子大不很大，就跟国内那些臭水沟里的蚊子差不多，是一种白色的，不过翅膀特别长。这个蚊子我觉得是特别可怕的还是蚂蚁，那种蚂蚁咬人特别疼，咬伤就肿，肿了以后能持续3、4天，有的是一个礼拜。还有蜥蜴，利比里亚叫“英文”。这个蜥蜴到处都是，我们住的房屋都是。我们早晨起床穿靴子，有时候就爬到你这个靴子里面去了，我遇到过这么一次，早晨起来一穿靴子，一看哎哟，它带颜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有黄绿之间的，非常可怕。现在不害怕了。

　　记者：这是生活上碰到的一些不惜管的地方。因为你到那儿去工作，去工作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警察，还有世界各地的维和的警察，那你们在一块儿工作，平时都不熟悉，以前也没有过联系，这中间需要一个磨合，这个过程复杂吗？

　　杨：这个过程并不是特别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语言，语言我们能沟通以后，基本上我们来是为联合国工作的，是为利比里亚和平，我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的。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把工作做好，让利比里亚人民处于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所以，不管从哪个国家来的警察都是抱着这个目的。所以说，我们工作、交流没有问题。每个国家都非常友好。包括利比里亚当地的人民对我们维和这个警察跟部队也特别欢迎。尤其是咱中国人特别欢迎，每次我有时候巡逻出去以后，很多地方竖大拇指“Great China。因为他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经济速度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包括利比里亚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都知道。

　　记者：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身后的道具台，这上面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迷彩性质的，这是一个药箱？

　　杨：这是一个急救包。这是我们临行之前，公安部领导想到利比里亚疾病比较流行，主要是艾滋病，艾滋病特别多，还有疟疾，还有黄热病，最可怕的是这三种疾病。公安部就是为了我们得病以后，为了有所救治，因为当地没有医院，包括所有的医院医疗条件根本没有，买不到药品，就给我们配备了一批随身药品。因为那个国家蛇也比较多，一旦出去有可能被蛇咬到，所以配备了一些防疟疾的药，防蚊子的药，防黄热病的药，还防蛇咬的药。因为我们要出去执行任务，有可能跟当地的居民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作为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是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的。因为我们是来维持和平的，所以说即使他们伤害到我们，我们也要保持冷静。所以，有可能遇到一些伤害，有被石头打了，被刀子剐了，所以公安部给我们配备了一种自救的方式。

　　踢开头脚 侦破8人命案

　　记者：好，说到这儿之后，当时杨警官到了利比里亚之后，新鲜劲还没过去。当地的这种适应也没有完全适应的时候，刚到那儿的第三天他就接手到了这样一起多人命案。这起案子的接手，应该说考察的不仅仅是杨警官本人的能力如何，可能关系到中国警察在国际维和警察当中的声誉，那么这第一脚他到底能不能漂亮地踢开呢？给我们说说当时这个案子是什么？

　　杨：当时我们还没有安排好，就是说联合国也要对我们进行工作之前的培训，刚培训完第三天，当时我们中国派了五个人，其中那四名同志是二次维和的，只有我自己是第一次维和的。因为我们在国外都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不是个人主义。到达以后他们就是说小杨，你第一次维和，就是说我们要派到工作，我们老同志先出去，你最后出去。因为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正好12月3号的时候发生骚乱，当时外面的枪声不断，到处都在打枪，他们也怕我经验少，怕我受到伤害。但是联合国人员不考虑这些，联合国工作人员派谁去谁就必须去。因为他看到我的简历，说我是在国内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现在正好有八个人被杀死了，需要侦查人员。所以就把我给派去了。

　　记者：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杨：这是以前的反叛武装，在一个市场上闹事，用枪打死了八个人，就这么一件案子。然后也没有调查，到底是谁把这八个人杀死的，因为最后这个结果实际上，当时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是到底是谁把这八个人杀死了，这八个人尸体到哪儿去了。老百姓对这场杀人案件有什么反映，因为是联合国刚刚到达任务区，发生了这么一起恶劣的案子，影响特别大。

　　记者：对于你刚刚到那儿第三天就接收了这样一起影响很大的案子，你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觉得它的最大的难度在哪儿？

　　杨：第一是语言，因为刚到达利比里亚利比里亚人虽然讲英语，但是口音很重，特别重。就是说我当时刚到达的时候，跟其它国家，美国、英国、俄罗斯他们英语讲得比较好，都能听懂。但是我们要调查这个案子，你要跟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进行调查，所以说困难比较大，因为刚刚到达还不熟。这是第一。第二法律。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同于利比里亚的法律，因为法律不同。第三是宗教习惯、生活习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比如我们问到他们的冲突或者是问到他们一些不符合咱们那个传统的也会发生一些冲突。第四，因为联合国刚到达，我们第一起案件，是联合国处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就是说他们对联合国的警察也抱一种观望的态度。联合国警察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把事情处理好，如果处理不好，你们撤离了以后，我们把那些都说出来，或调查出来，那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当时压力特别大。

　　记者：你处理得怎么样？

　　杨：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宣传政策，我们主要是宣传，没到以后都是把门关上了，我们就敲门，连续地敲，直到他把敲得不耐烦。出来，我们不问说我们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不说，我们先说我们联合国来是为利比里亚的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利比里亚像14年前那样繁荣昌盛，14年前的利比里亚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

　　记者：你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到拒绝的时候？

　　杨：因为我这个队伍一共有5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土耳其的，一个孟加拉的，还有我，还有一个赞比亚人。因为我们这五个人有分工，就是说你负责干什么，你负责干什么，你负责这个社区，我负责那个社区。我就跑到一个社区去进行访问、调查。他们一看中国警察来了非常友好，是非常友好，但是问他什么问题他不回答。

　　他不说话。最后我就宣传，以情动人，像国内一样，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忘记利比里亚，世界也没有忘记利比里亚。我们每个人都是痛恨战争的，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够富裕，这样我们才能够盖房子，找到吃的，说了几个小时，又宣传中国的政策，说中国对利比里亚非常关注，我们也希望利比里亚马上稳定下来，我们也会派救援队伍，派救援，派支援，派各个方面的人来扶持利比里亚。

　　记者：你这样说对方能够理解吗？

　　杨：对方非常理解，非常理解。非常配合。我在那儿说，他们围着很多人都在那儿听，听完了以后鼓掌欢迎，最后我打动了他们。

　　记者：最后我们这起案子交到你手里之后，侦破的结果是什么？

　　杨：侦破的结果是我们把八个人的尸体都找到了，把八个人的尸体找到了，然后跟总部汇报，因为当时外面宣传说有5个人，有6、7个人，不一样，包括网上报道都是不一样的，最后我们都确定，八个人报到总部，然后总部那边就发信息，通过这个网络传向了全世界这个非常好。

　　成功地破获了这个案子，况且我发挥了我的特长，刚开始我到现场以后负责照相，负责录像，负责提取痕迹，看弹头、弹壳我们也进行分析，什么五四，中国国内产的，像五四还是六四还是AK，这样来确定使用的是什么枪。因为这个国家有三派在互相打，有可能用的枪支也不一样，我们首先要确定是哪个派别在搞的这个案例。

　　记者：等于把我们国内积累的这些办案的经验这个时候一股脑地都用上了。

　　杨：都用上了，这个非常好，还进行了危机画图，这是在利比里亚国家，包括在其它国家都是没有的，咱们也通过电脑绘现场图，尸体的位置，弹壳的位置，弹头的位置，身体中弹在哪个方面，回去以后即使不讲，一放，给警察一看一目了然，受到表扬，比较好。

　　记者：那等于说大家听到了杨家信这第一脚踢得还是相当漂亮的，由于他在工作上，这个案子的出色表现，也奠定了他在工作上，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和警察当中的地位。接下来当地开始组成这样一个叫做911的中心，这个中心就相当于咱们国家的110报警中心。那当时是要竞争上岗来选择一个911中心的负责人。顺理成章，我们杨家信警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这个911中心的负责人。那说道这儿大家可能就会问，像杨警官这么优秀的警察是怎么被选上，在国内怎么被选上维和警察的队伍当中呢？如果要让他自己说，他肯定不好说，我们问问我们现场后面这么多警界的精英，谁来替我们说一说，这个选拔有多难，怎么就能选上。好。看我们这位警官是最威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观众：我是来自福建公安厅宣传处的处长。这几年在福建也有一些公安民警被选拔到维和警察的队伍当中去。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应该讲是比较严格的，条件也比较高。公安部党委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从全国的广大官兵当中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条件标准，比如讲文化程度要大学，英语要四级证书以上，工作经验要五年，还有驾龄，驾驶汽车三年。那么这个条件基本符合以后，你就可以报名了。报名以后经过国内两次考试，一个是符合条件参加考试，及格以后报到公安部，公安部再考试经过培训，国外一次考试，一次考试分两个小阶段，一个是面试，联合国官员到我们国家来面试合不合格，然后当确定以后电话再亲自跟我们确定的人选电话联系。在电话里再试，如果符合就OK。

　　与美国搭档 组建当地911

　　记者：好，谢谢。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杨家信警官到了利比里亚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当官了。在国内还是一个普通的警察。到那儿已经是911中心的负责人了，给我们来说一说当时你组建这个中心的时候，麻烦不麻烦？

　　杨：麻烦。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做CID，刑侦调查队伍，到了半个月，我们这个队伍由于种种原因先解散，最后成立一个Operation，我们首先成立一个911报警台，以后老百姓遇到困难、遇到案件怎么办？因为在当地国家没有固定电话，没有基地电台，我们联合国也需要一个基地电台来沟通，由于我们有巡逻队伍，还有到派出所的，还有到分局的，他们指导工作都可能遇到危险。当他们遇到危险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联合国的基地电台，必须有一个当地老百姓服务的911。所以说就把我给调到这个地方来筹建110。筹建110，当时和一个美国老同志，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比较强，美国老同志，他是55岁，我们俩来配合筹建110。当时给我分了一个办公室，连一把椅子都没有，连一张纸多找不到。

　　环境非常恶劣，我俩一上班以后就坐在地上，坐在水泥地上，当时蚂蚁也特别多，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站了一天觉得特别难受，就坐在地上，就这样工作。因为联合国有后勤总部，我们要打报告，每天去联合国要东西，跑断了腿，20来天一直是这样。中午没有午饭吃，早晨没有饭吃，只是要东西，要物品，来筹建这个911中心。一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

　　记者：你们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你们的成果怎么样？

　　杨：建起来了。

　　记者：你这个建起来了说的跟我们平时人说的不太一样，是咬着牙说出来的，是咬着牙建立起来的吗？

　　杨：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确实是，每天我们到总部跑好多趟，要个电台，哪怕一根线都要写报告要，非常非常困难。给我们建起来了以后，基地台开通了，开通了以后我们要选拔当地的警察来作为接线员，又费了一段时间，因为要选拔英语比较好的，懂法律知识的，判断问题比较快的，不懒的，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懒惰，我们在选拔这么一个人。最后选拔了7个人，在我们的911做接线员，接线就是听电台，然后选了5个维和警察。其他5个维和警察在办公室听电台。然后因为这个美国人累出病来了，累出了病以后就回国了，因为在利比里亚待下去身体已经不行了。

　　记者：你可能由于年轻还盯着呢？

　　杨：我当时也不行，刚得了疟疾，刚恢复。但是因为我们俩筹建起来他也回国了，这个责任所以就完全压在我的头上。我在那儿坚持干了一个多月。

　　最后成果是通过这个电台我们能跟全国各地的，包括这个先生说布卡南、赞住、咔咔他，很多地方我们都能联系上，因为布卡南、赞住、咔咔他这些地方离首都摩尔亚很远，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电台来互相连接。所以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马上就可以派救援队伍。我这个队伍成立110，我分为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尼泊尔的武装警察，这个部门是约旦的警察，后方是爱尔兰的，我都有权利调动，就是你那个地方发生案子，我可以尼泊尔负责这片辖区，我就把尼泊尔的武装警察调过去来平息暴乱。

　　记者：那个时候在你指挥的时候有成就感吗？

　　杨：有，确实有。

　　记者：全世界各地的警察都归你管。

　　杨：尤其是看到说尼泊尔警察无条件服从，包括联合国的维和警察，包括美国人，包括俄罗斯人，我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既然我是110指挥中心，我来负责的，我就有权利派遣任何一个人，我说美国大兵，对不起了，今天巡逻去吧，他就要去巡逻了。是的，有成就感。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自豪。因为在国外一切都为中国着想，我们都是在巡逻的过程中，也都是宣传的是联合国的大方向，但是我们是宣传的我们中国自己，宣传的是我们中国的公安法规，中国是怎么样的执法情况。

　　记者：展现中国警察的形象。

　　杨：展现中国的形象，是这么一个概念。

　　“非洲杯”足球骚乱 果断调动维和部队

　　记者：可以说杨家信警官在联合国维和警察工作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警察的形象。接下来他碰到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在不久之后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当地，也就是利比里亚的首都发生了一场非洲杯的足球骚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当地那样炎热的气候之下，还有复杂的民族关系，再有散落在民间的一些枪支，还有宗教色彩等等。那这些因素到底会给当时在足球场上主席台来维持治安工作的杨家信带来怎样的困难呢？

　　杨：因为当时我在110指挥中心干了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首都大队。因为在110我干得还是不错的，就让我来筹建首都大队，首都大队包括6个分局，20个派出所，由我来筹建，我来负责。利比里亚说到足球，利比里亚人民特别喜欢足球，对足球特别狂热。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很小的小孩子都在那儿踢足球。

　　记者：整个国家虽然在战争的气氛笼罩下，但是对足球的钟爱和狂热是丝毫没有改变的。

　　杨：对，因为非洲杯，夏季的世界杯选拔赛就在利比里亚拉开序幕。在利比里亚踢了有三场比赛，第一场地一是1：0赢了，街道上全是狂欢的人群。这是安全问题，没问题。第二次0：0平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可怕的是7月21号，利比里亚对塞内加尔。比分是0：2输了，但是报道上报的是0：3，确实是0：2输了，最后那个球不算，因为我一直在那个现场。我也挺喜欢看球的。

　　最后就是你要说的，包括我也要说的，他就要退出非洲杯，进不了世界杯，所以当地的球迷特别发狂，像疯了一样。我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塞内加尔是支比较强的队伍，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赛尔加尔是比较强的一支队伍，上半场踢得特别好，利比里亚踢得特别好，塞内加尔踢得不是特别好，上面欢呼，民族气氛比较浓，高唱利比里亚国歌，互相跳非洲舞，那个声音特别大，但是没有出现骚乱，当下半场0：1输了以后开始发生骚乱，气氛就完全跟上半场不一样了。扔石头，扔瓶子，上场追逐球员。

　　当时我是安全保卫的总指挥。在我七个分局20个派出所，有200多个维和警察在这个球场上负责安全。我所要想的是他们的安全。说实话我们联合国实行的是部门负责制，你队伍出的问题，出的生命安全问题，由你负责。所以，我当时非常紧张。一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我马上给110指挥中心打电话，因为他们人熟，都知道我，我以前在那儿干，我说马上把爱尔兰的部队派来。

　　因为当时已经1：0输了以后，利比里亚这边球员也已经踢得不好了，也没有体力了，一踢就倒下了，一看塞内加尔越来越猛，一看比分还要往下拉。

　　当时给爱尔兰部队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他们开了四辆武装车，四辆坦克，就是守在球员踢完球以后不是要回去吗，守在这里，别让当地的球迷先把球员打死或者受伤，所以安排在这扮。然后把尼泊尔的武装警察跟约旦的武装警察全部让他们撤到场内，以防止骚乱的形式蔓延，别全跑到球场上，比赛不能进行，球员还要受伤。

　　最后0：2输了以后，球场上基本上失去控制了，所有的观众全冲到下面，但是我们的人，我们的武装警察队伍已经围了三层，最里边一层是我的刑警，因为我们建立了警校，警校毕业的学生全要分到我这个队伍实习，我把他们安排在最内层，中间一层安排在老警察，当地的老警察，然后外边一层就是尼泊尔的武装警察，他们手里有武器。这样球场比赛继续进行，球员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上面已经乱套了，上面已经四万多人，这个体育馆是中国援建的体育馆，能盛35000人到37000人，那一天去了40000多人，媒体上报道是5万多人，其实我心里知道是有4万多人，远远超过球场的负荷。

　　记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虽然最后被我们平息了那场骚乱，但你当时看到球迷激动的情绪具体的反映到现在还能历历在目吗？

　　杨：他们那时不管老人，不管孩子，不管妇女，就是互相殴斗。因为塞内加尔的也有人来看球，为他国家来呐喊的。所以说他们坐在一个主席台，其余几个主席台都是利比里亚群众，利比里亚全往塞内加尔的主席台上跑，跟他们殴斗，许多许多的小孩都被踩伤了，也死了很多人。当时场面的形势不能控制住，但是我们比赛完以后，从正门出来以后，当地的群众跟塞内加尔的他们不互相打了，全又冲出来打我们的球员，许多球员都受伤了，许多球员住的房屋都被烧掉了。但是最后通过我们联合国做工作，宣传车在大街上宣传，最后慢慢平息了。

　　记者：如果在那种场合下我们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后果可能真的是难以想象。

　　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我们不把爱尔兰部队调过来，不把尼泊尔、约旦的武装警察调过来，球员不一定有活着出去的，确实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记者：你这么一说让我们听了以后有这样一个感觉，一是本身杨警官也很棒，很优秀，再就是觉得也挺顺当的。到了不长时间，这么顺利地过了这么些事。

　　杨：但是这个，因为我总体这么说，但是我在调爱尔兰部队的时候，这心里在那儿打鼓。为什么呢？在打鼓。给爱尔兰部队打完电话以后，他们说他们的车在另外一个地区巡逻，非常紧张，因为他们的车如果不到球员肯定要受到伤害，因为球员的面包车都在门口停着，肯定要受到伤害，当时一直非常紧张。我又给指挥中心总部打电话，我说必须，我说爱尔兰的部队如果没有来的话，马上把孟加拉的部队马上派过来，最后他们那边答应说我20分钟到达，我一看25分钟还没有到达，我心里特别着急，最后又确认，我又给孟加拉的部队打电话，我说你马上到达。

　　宗教冲突遇险 受困中与亲人连线

　　记者：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听着非洲杯的足球骚乱就已经能够感觉到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足以让人提心吊胆的，那如果再说到下面的事情，在10月28号利比里亚的首都发生了一起宗教的冲突。这起冲突可以说让杨警官面临了一种生与死的考验。为什么可以说是生与死的考验，给大家说一说，当时是什么情况。

　　杨：10月28号晚上宗教发生了冲突，一个是青年教，一个是特兰教。他们之间因为宗教之间一直有些问题产生误解，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两方就开始互相烧教堂。当时这个情况马上报到利比里亚110指挥中心，就是咱们911指挥中心。我们就派了尼泊尔跟约旦的武装警察去进行协调，但是根本就控制不住。因为联合国我们有个规定，我们是来维护和平的，我们不能使用武力，我们只能使用宣传政策使他们之间互相和解，但是没有达到效果。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还在家里没上班，就接到了通知，说今天，因为我作为一个头，他们先通知我，今天不要上班了，所有的人必须待在家中。因为昨天晚上发生骚乱以后，最后事态扩展，然后开始两方都动用了枪支，当晚就打死了很多人，当天晚上就打死了很多人。

　　记者：当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我听说你是控制在驻地里，如果想出去的话就会遭到袭击，如果留在驻地，也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等于是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个时候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

　　杨：我早晨接到电话以后我说那不行，我还有200个人在派出所在分局工作，也就是说我不到总部，不跟他们联系，也就是说有的人不知道，也就是说到了派出所，到了分局，这些群众都是动机当地的警察署。这个警察没有武器，这个里边的警察没有武器，连警棍都没有，随身防身武器都没有，我们也不配枪支。所以我就马上开车去了总部，总部的人很少，这时我就一个一个地通知，我说你们不要待在家中了，我说联合国上午总部给我发了信息，说要待在家中，但是我说不要待在家中了。

　　因为我们是租的房屋，都住在首都普通的地方，因为到时候集结不好集结，因为这些百姓闹事的越聚越多，有的进行打砸抢，有的进行伤害联合国的人，足球事件还没有伤到联合国人员，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们袭击联合国人员的住宅，打砸抢，把我们联合国的车都被砸了30、40辆。但是我们作为联合国人员，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因为我们是维持和平的，我们不能对你老百姓动用我们自己的武力，我们只有说是震慑，一种震慑的手段，一种控制宣传的手段，所以我把他们全部集结在总部，我说你们要全部八点之前全部到总部集合，我队伍的200多人我说你们要全部到总部集合，我们遇到紧急情况一起撤退。最后我这个决策是对的，最后许多的房屋都被砸了，都被烧了，包括联合国人员的房屋，待在家中的，身上带着现金、手表、电脑都被抢走了。就是说他们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了？29号的下午，利比里亚主席宣布了全天候的宵禁，一直持续了一个礼拜。最后我们联合国就是达到了四级警戒。

　　记者：四级警戒是什么概念？

　　杨：四级警戒是每个人别的东西不要了，每个人准备一个背包，里面放瓶水，放点饼干，放个手电就准备放这个国家了。

　　记者：五级警戒呢？

　　杨：五级就走人。四级就是准备，差一点就到五级。走人就是撤掉，由联合国的直升飞机把我们运到一个别的国家，一个安全的国家。

　　这一年我在那儿得过两次疟疾，包括生活比较困难。像我一天只吃一顿晚饭，早饭没有，中饭没有，这一些我都没有跟我家属说，这一些困难我自己忍受着。但是这一次我给我家属打电话了，我说这一次，因为我在总部我就看到总部咱们派的部队，咱们派的武装车、直升飞机30、40辆在外边。

　　武装车在外面出动。因为要给我们开路，我们要安全，把我们的人接到这儿，我们后院就准备直升飞机在这儿停，要把我们运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升飞机已经在天空盘旋，很多的直升飞机就准备下来了。这时候我给我家属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次比较危险，就是说有可能形势控制不住的话，有可能我们要撤离。因为撤离到直升飞机上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我们的收缴枪支工作也不彻底，老百姓手中都有手枪，都有火箭筒，也是非常危险。

　　记者：即使你坐直升飞机离去，也有可能被当地群众散落的枪支打下来。

　　杨：对，不安全。有一架从塞拉利昂到利比里亚的飞机，也是我们联合国的。24人全部牺牲。

　　记者：不知道，等于是生死未卜，在那种情况下，你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

　　杨：马上拿起电话来，拨给了我的家属。每次我给她打电话，其实在2002年这一年，我从来没有主动给她打过电话，这是实事求是。就是她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因为我们的时差，我们相差8个小时，有可能她是晚上的时候正是我上班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部门领导，在办公室里接电话，说中文，其他国家的警察都非常反感。因为说我们是讲英语的，我们不是说你一个国家来干工作的，我们要讲英语。所以，跟她交流只能用英语，我一般说好了好了，这么行了，这么行了，挂了吧挂了吧，每次电话我都这么说，我说挂了吧，挂了吧，不要说，下次再说。

　　这一次我想，我看到大街上，包括因为我在，我站在四楼，我的办公室在四楼，看到整个首都到处都是烟火，到处都是枪声，所以这一次有可能也遇到一些事情、一些问题。所以，内多说一会儿多说一会儿。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一旦回不去也别太后悔，说临走之前，家属各方面，因为当时孩子不在身边，可能多说一会儿是多说一会儿，同我妻子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记者：你还能回忆起当时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这个时候可能是当人面临生死的时候，可能压在心底好多年的话，不想说的话，在这一刻能够表达出来，那句话是什么。

　　杨：我没有敢说，心里想到了没有敢说，因为我虽然跟她说这么长时间的电话，我当时也没有把最后那句话说出来，我就回不去了，这边就会特别特别着急。因为我俩生活在一起7、8年了，我们孩子已经7周岁了，所以我也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因为总归是给她压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就说是我还是以一种缓和，我就安慰她，其实是我在安慰她，她在那边哭。其实我一回头一看，所有的人都在给家里打电话，那一时刻并不是我自己。就是说我只跟他说，我说好好生活，好好把孩子教育好。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共同撑起这一个家。

　　载誉归来 心中的一生财富

　　记者：这一刻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杨警官，在那里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今天是，应该说是载誉而归，回到了国内，你回顾这一年的工作感受，如果化做几句话，是什么样的？

　　杨：这一年是我一生的财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吃了很多的苦，受过很多挫折。尤其我们在生活上特别苦，但是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仍然是比较坚强的，我一直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再苦、再难，走过去了就不叫困难。我还想说自己继续努力，争取公安部的下次召唤，也就是说有机会我还会去。

　　记者：我相信你的这一番话不仅仅感染着我们的现场观众，也感染着很多警戒的同行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我也知道杨警官在利比里亚生活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跟当地的群众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身后这个道具台上摆放着充满利比里亚风格的小雕塑，这是谁送给你的？

　　杨：这是当地一个利比里亚群众送给我的。这是因为我救了他的一条生命。有一天我在下班的时候往回家走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上车，我遇到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当地的群众，我说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我的妻子得病了，我说什么病呢，他说疟疾，我说疟疾好治，你去医院看一看，他说我没有钱。

　　我说好吧，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也不是医生，我说希望他好，他就无奈地走了。但是他这个人，他跟我们一个警察，当地的一个警察很熟，我就找这个警察，我说这个人他的妻子得病了是吧，他说是。我说好，我说那你告诉他家住在哪儿，我说我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联合国的车不能坐当地的群众，不能坐当地的警察，只能有联合国的人员才能坐联合国的车。我打听到了以后我就先回家和我住的地方，因为公安部给我们配备了药品，给我们配备了防疟疾的药叫青黄素，我就拿了这么两盒过去。过去我说这个药你吃吧，没问题。他说发烧42度，我说没问题，你坚持吃，第一次吃六片，每天吃三片，绝对没问题。

　　记者：如果那个时候他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对他的生命会有威胁吗？

　　杨：利比里亚人得疟疾就是等待死亡，疟疾就是死亡对他们来说。就是等待死亡。没有这种药，没有钱看医生，也确实没有这种药品，就是说我这个药救了很多联合国警察的命，我带了8盒，我自己吃了4盒，我得了两次疟疾，我还剩了4盒，回来的时候在北京我又买了几盒，因为防止回来，这个疟疾容易复发的，发烧了容易得疟疾，中国因为没有疟疾，如果说我在复发的话，不及时买药也很危险，因为有的疟疾叫脑疟，疟原虫能进到脑子里面去，所以我去了以后就送了两盒药。

　　记者：实际上当时你对他，对于他家人来讲也有着一种救命之恩。

　　杨：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希望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家人，也希望你如果有机会再来利比里亚的时候，也把这个礼物给我带回来。他说这个话的目的，他是很真诚地希望我再回到利比里亚去看看他。所以这么说希望你再带回来。

　　记者：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礼轻情谊重。我听说杨警官在利比里亚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送了你一件让我们看礼挺轻的一件T恤衫。但是那一件T恤衫对于他来说这礼可不轻。

　　杨：不轻，对。跟我一块儿共事的一个警察，叫“英语”，他对中国警察特别友好，特别支持中国警察在利比里亚的工作，为我们也做了不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就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包括我也资助了他家的一个小孩上学，因为他家有9个孩子，他家只住了一间屋，但是有9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他有一个小孩经常他领到我办公室去，我觉得，因为中国人富有同情心，这都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中国人有同情心，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没上学呢，他说没有钱，我说我资助他一下，他坚决不同意我的资助，最后我也没资助成，他说那不行，我会以我自己的能力来把我这八个孩子、九个孩子，我全部让他们上学。我对他也非常佩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基本上每个人都见着我们联合国的警察都是乞讨性质的，问我们要点钱，而他这样，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也非常佩服他。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临走的时候，他抱着我哇哇大哭，真的都哭了，送给我这么一个T恤衫。

　　前面这几个红字的意思是我的朋友在利比里亚。其实他给我的时候，他给我解释了，他说我想写你的朋友在利比里亚，但是他没说，他说我的朋友在利比里亚，说明我也真正地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了。就是我的朋友还在利比里亚了。如果他说你的朋友在利比里亚，这是他单方的，我承认不承认还不一定。但是他这么说，我也非常承认，他也非常认可。是双方认可的朋友，所以他送给我这个。这件T恤衫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衬衫在利比里亚值12美金，而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美金，就是说他能够花12美金给我买了这么一件T恤，可见这个友谊不一般。近一个月的工资，非常不容易。

　　记者：应该说杨警官在利比里亚联合国维和警察执行任务期间，不仅仅带去的是中国警员的这种精彩的形象，同时也把中国人的友谊也深深地留在了那里。我们看看我们身后还有一把腰刀，这是怎么回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杨：这把腰刀应该是为国争光的一把腰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把腰刀是尼泊尔武装警察配备的，就像中国警察佩枪一样，我们枪是不能送人的，但是他把他配备的腰刀都送给我了。这是因为我在110指挥中心的时候，因为尼泊尔警察、元旦警察他们有一个联络官，他们要在我办公室，我遇到什么问题，我要先给联络官交代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联络官再派他们国家的部队或者警察去来我增援。所以说有一次他拿了一本地图，拿了一本地图以后我就瞄了一眼，拿了地图我说我看一看，一看，我就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地图上来，一看这个台湾省它给写了不同的颜色。我当时特别气愤，我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这个标志颜色是红色的，而你这个是绿色的呢？他说这不是我的，我说这不行，这是你携带的地图，你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种分歧，是不允许的。我们俩在大声争吵，争吵了有10分钟左右，他也不服气，我说中国跟尼泊尔是邻居，是友好源远流长，我说你这个地图，我说侵害了我们中国人，我说给我们之间会引起一定的隔阂。我们争吵的过程中，我和其它国家的，津巴布韦的、赞比亚的，还有尼日利亚的，还有土耳其的，还有美国人，他们警察一看，这两个人争吵个什么，也都过来。一看，我就给解释解释，我说这个地图不符合我们中国，因为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美国人说你是对的，台湾就是你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地图是制作错误的。最后的结果，他把地图焚毁。

　　当我的面撕掉，焚毁，烧掉他。这样就是说，他说杨你为你的中国，为你的国家。我说包括你，如果说我有一点侵犯你尼泊尔的，你也会这样去做。这是对中国人感情的尊重。最后在我们工作的日子里，关系处得就比较融洽，他说杨你是一个爱国的，我喜欢跟爱国的人交朋友，最后我临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整天挂在身上的一把腰刀送给我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记者：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杨警官在国际执行这个国际警察维和任务期间，确实是为中国警员在国际警戒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