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缘：苏越拿着我掉落的纸条接近我

　　安雯也许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不喜欢娱乐圈，准确地说，我不能适应那种复杂的生活。虽然20年前内地圈子比现在纯净得多，但一些不良风气已经开始抬头。”

　　10岁进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履历，让她把现在的中戏本科生都称为“非科班的”：“只有像我们这样自小在中戏长大的才能算科班。”凭着导师张君秋老师的举荐，安雯进入《红楼梦》剧组，就此以晴雯的形象被广大观众熟知。“但我本人性格和晴雯有很大不同，她泼辣、尖刻，对命运不满，而我随遇而安。”

　　1986年，《红楼梦》拍完后，安雯带着好玩的心态，花5元钱报名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歌手大赛。“那一年冠军是红豆，而我连决赛都没进。”就在那次比赛上，她遇见了和自己相伴18年的爱人苏越———这个谱写了《血染的风采》、用《黄土高坡》吹起中国西北风的男子。“一张写着我第二天演出地址的纸条被他拾到，当晚他和我通了40分钟的电话。”苏越对安雯一见钟情。

　　初会：他蓄意用歌声打动我

　　“他追了我一个多月吧。”安雯回忆。“肯定不到！”苏越不服。安雯不加理会：“初识后一个星期，他约我去他的工作室玩，唱歌给我听。”苏越说：“其实我有预谋，我是那届歌手比赛的评委，从预赛开始我就留意她了。我在我的工作室唱歌给她听，希望我的歌声能打动她。我成功了。”

　　安雯开始很羞涩：“当知道他就是写《血染的风采》的人以后，我很崇拜他。后来又听到他的《黄土高坡》，更惊异于他的才华。当时他想放弃这首歌，说歌坛上已经有《一无所有》了，不想凑热闹，没我的鼓励，这首歌可能就永远被锁在了抽屉里了。”

　　一个月转眼过去，两人终于正式恋爱。安雯说：“他很保守，走在大街上，还是我主动要牵他的手，他不肯，说怕被人家看见害羞。说实在的，他这辈子要是没遇见我可怎么过啊？肯定过得很乏味。”苏越也不示弱：“但是对我来说，是一半天堂，一半地狱。想想呢，还是天堂多一点。她的想法天马行空，让我总是在适应，还好生活上她是我的小跟班。”

　　定情：我们一人一口啤酒，一口油条

　　1988年，苏越去日本进修音乐。“他去日本后我们每月光电话费就12万日元，并且，我难以忍受那种熬心的思念。”苏越走后两个月，安雯这个“小尾巴”远渡东瀛。

　　安雯说：“开始我们过得很苦。”苏越说：“那时音乐人远没现在有钱，《血染的风采》，我只卖了36元钱，《黄土高坡》好些，卖了76元。”安雯记得那年元旦，她和苏越两人买了一罐啤酒，一根硬得不得了的油条，坐在广场上，一人一口啤酒、一口油条，看着热闹的人群，虽然清苦，但仍然开心。”

　　安雯花一年过了语言关，苏越就到处打工，洗盘子、扛包袱什么都干。“有次去苏越打工的地方接他，那里的日本人居然议论，这女孩子怎么跟了这么个男人？当时我对他们喊着说：‘这是中国最有才华的音乐人。’”两人在日本艰苦的条件下依旧爱得死去活来。“那里好些留学生都认识他，抢着帮他干活，特别是两个上海人，每次还都给他塞吃的，很让人感动，可惜现在不记得他们名字了。”1989年4月，安雯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中日戏剧比较，有了收入，而苏越也和飞碟唱片公司签约写歌，生活日渐好转。

　　结婚：很多人出国后就离婚，但我们结婚了

　　1991年2月25日，两人在日本领了结婚证，之后苏越学成归国。当时安雯已在日本戏剧界小有名气。“但我这辈子好像都追着爱情在走。”苏越走后一星期，安雯打电话跟他说：“我想回来，我想你。”苏越说：“那你赶紧去买机票。”当时安雯还有不到一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她选择了回国。1991年5月26日，两人在国内正式结婚。

　　回到国内，安雯和苏越一起做起了文化产业。其实从1990年底开始，苏越就开始和港台合作在内地的整体包装、宣传，这也是内地歌坛经纪及包装的第一遭。而对日本艺能界（演艺圈）有着相当了解的安雯，这时也就成了他得力的助手。“中国第一个经纪人王京花，就是在我的帮助下知道了怎么做经纪人。”1992年，她把苏越在深圳发现的黄格选带回北京培养，“他是我在家里拿着话筒一点点教出来的。”（晨报记者曾玉）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