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1月28日，刚刚从成都、重庆、西安等各大城市签名售书回来的朱军，坐在北京梅地亚宾馆，并不掩饰对自己新书《时刻准备着》的骄傲，“每天的签售量都超过两千，他们都说是最近几年签售量最大的”。

　　同时，朱军也在不停地回答着各地媒体对“张学友事件”的追问。

　　10月27日，央视《艺术人生》采访香港明星张学友。节目一开始，朱军把张学友称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张学友感到莫名其妙：“什么得意，我听不懂。”联系到朱军此前采访《无间道》剧组等港台艺人的一系列不合拍，社会上出现对朱军的尖锐批评：木讷迟钝，鸡同鸭讲，没有交流，做作过时，而且煽情手段彻底失利。这些不满通过网络，变成一股“朱军下课”的呼声。

　　2000年，《艺术人生》播出第一期，立刻就成为央视第三套节目的收视率第一。朱军说，“我非常有自信，这个节目我一定能做好。但万万没有想到它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一档曾经兼具“收视率、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节目目前遭遇的诘问，似乎成为相当多的观众向央视风格的节目文化说“不”的标志。

　　而现实中的朱军，仍然处在崇拜者的包围之中。他在宾馆大厅接受采访时，会不断被索要签名和要求合影的人打断，最后不得不换了一个隐蔽一点的位置才使采访继续进行。

　　“我没有觉得不融洽，也不觉得这是挫折”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期和港台艺人的节目有很多负面批评，是否是《艺术人生》开播以来最大的挫折？

　　朱军：没有没有，批评不能算挫折。他们一面批评着，可同时我们栏目的收视率一样很高。这是一个综合的反应：收视率，美誉度，社会反响。现在有几个栏目能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收视率，美誉度，社会反响，你最看重什么？

　　朱军：美誉度。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个角度来说，访问港台艺人这两期的美誉度并不好。

　　朱军：你们可以认为那是个挫折，我不觉得是。(从椅子上坐起身，提高声音)挺好的，有什么不好吗？

　　中国新闻周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批评？

　　朱军：我觉得人家能这么说，首先是他在关注你。我只希望大家要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去判断事物，而不是站在一个本身已经就有好恶的立场。

　　比如说，“德艺双馨”你懂吗？张学友不懂，是谁的错呢？

　　中国新闻周刊：我对你做采访时，如果我说的话你不懂，是我(记者)的问题还是你(嘉宾)的问题？

　　朱军：是我(嘉宾)的问题。

　　因为我的知识面贫乏，知识结构不够丰满。所以我不懂。但我至少会请教你。恰恰张学友在现场也是这么做的。

　　我就费了一些话给他解释：德是道德的德，艺是艺术的艺，就是说你道德艺术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所以叫德艺双馨。

　　无论从现场的交流对话，到后期的剪辑，前期的操作，我一直觉得是一期挺好的节目。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批评)？我没有觉得不融洽，一点都没觉得。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事前沟通上准备不足？

　　朱军：我做节目之前是不跟来宾交流的，一个字都不交流。因为我觉得交流过的东西或多或少会被包装，会被设计。我们的栏目组准备一个策划案，只是很简要地列上：童年这个段落，重点是母亲，老师；成长段落中，有谁是重要人物，等等。上场之前还真就不知道具体要问他什么，上去之后是一种真情实感(的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觉得双方有文化背景差异？

　　朱军：其实文化背景没有什么差异。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我觉得差异在于——(观众)对港台歌星的盲目狂热。港台的艺人，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公司的包装。但是我们内地的艺人，更多的就是靠自己。人家包装出来的东西，跟你没有包装出来的东西相比，得到的反应就是不一样。这是我们从积极的一面去看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不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受众对自我的认同感，有些时候是不同的。当一个人说自己的邻居都比自己家人好，当他觉得他的同学比他自己亲兄弟强，觉得他的老师比他爸爸强时，你觉得这个人正常吗？显然不正常。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港台艺人上你的节目时，是什么心态？

　　朱军：港台的明星面对的多是狗仔队，都是拿着相机照他们家垃圾桶的人。他们把自己包裹起来是正常的。但他们以为我也是拿相机照他们家垃圾桶的人。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个感觉，忽略了他们内心的紧张。我看到的是紧张之后膨胀出来的这种感觉。一个人在极度紧张，极度恐慌的时候，会膨胀起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自己有什么不足吗？

　　朱军：双方都有不足。我的先天不足，是我不太了解港台艺人。而他们的先天不足，是他们太不了解中央电视台，也不了解我们。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包装，在不需要包装的节目中暂时拿下来。

　　“在我眼里，央视是高不可攀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这本新书顺序很特别。不是按时间顺序，也不是倒叙。第一部分是先写进央视，然后再是家庭，是父母，是爱情。央视这部分是你最看重的吗？

　　朱军：当然了。(在央视)这十年对我太重要了。这十年我心里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进央视前，你怎么看它？

　　朱军：那个时候，所有央视和央视人在我眼中都是高不可攀的。它是惟一的国家台。十年以后，央视在我心里还是那样。只是人变了。原来我觉得高不可攀的人都成了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包括领导在内，更多的人不再是领导，多了一些哥们的情感在里面。

　　就跟你们做记者一样，如果能到新华社做事，做到新华社总社，他也就到那儿了(到头了)，中央台也是这样。你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话，能在一夜之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观众。我在跟很多外国同行聊的时候，也很自豪地炫耀：一夜之间，同时有十一二亿的人在看我，你们可以吗？

　　没有在春节晚会舞台上站过的人永远都不会了解，站在那舞台上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感觉？

　　朱军：首先你会兴奋，你会激动。啊，今年又站在春节晚会舞台上了。说明我这一年还不错。大家还想看到我，我还能驾驭这么一台大的晚会，我还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有一种感激，也有一种……我很奇怪，直到今天为止，面对任何一种好事，仍然会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可能是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了，压根没想到今天能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评价《艺术人生》说，它引领了谈话类节目的时尚。为什么这么判断？

　　朱军：从艺术人生栏目出现之后，华人地区，中国电视领域出现了那么多访谈节目，包括我们台，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比较推崇的凤凰卫视台。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真的是引领了谈话节目的时尚。

　　中国新闻周刊：和地方台的谈话节目比，在央视做《艺术人生》会不会有更多禁忌？

　　朱军：它们是地方台，我们是国家台。我们一定要有皇家风范，肯定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禁忌会限制节目的活力吗？

　　朱军：没人告诉我们禁忌，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无论是新闻，还是娱乐，都需要引导，不是一味地迎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电视人的责任。可能话说出来大家都不爱听，怎么就你牛，就你有责任？(但这种话)一定要有。

　　“到哪儿吃饭都不方便，大家都会围着你签名照相。这不是你曾经渴望的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期望一夜成名吗？

　　朱军：那当然了。可惜没体验过，也不可能再体验了。我是属于一点一点被大家认识的。今天晚上唱一首歌，明天满大街的人都认识你了，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会经历一种什么心态。我不能想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觉得自己是名人吗？

　　朱军：也有朋友问我：你现在是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哪儿也不能去了？我没有觉得。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你干这行的时候，你不是就希望大家认识你，你坐在这个地方，有人来找你签名吗？你如果什么都不是，你边上坐着一个同行，很多人找他签名，你心里不是不舒服吗？对一个台前的人来讲，到哪儿吃饭都不方便，大家都会围着你签名照相。这是你成功最鲜明的标志。这不是你曾经渴望的吗？为什么拥有的时候又要去烦呢？

　　我觉得人有颗平常心特别重要。现在走在中央电视台的候播厅里，我会习惯地向打扫卫生的小姑娘、阿姨打招呼。我觉得这都特别正常。当你对别人说一个谢谢的时候，你得到的回报远远超出别人。那为什么不去说呢？你又不费力，就说个谢谢，然后大家就那么感激你。

　　节目组出去拍片，三脚架、摄像机，一个人拿不了，我为什么就不去拿呢？你拿着它的时候，大家会说，朱军现在还帮着摄像师拿三脚架呢。(记者陈晓)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