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大概在20世纪初期产生，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美洲黑人的传统音乐。通常人们在早期给摇滚乐定义的时候会说成“节奏布鲁斯”与“乡村和西部音乐”两种音乐风格融合后形成的一种音乐。但随着摇滚乐本身不断的发展、创新和增添新的音乐元素，其所蕴含的内容也不再有局限性，而且逐渐地真正丰富起来。譬如，诸如“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爵士乐”、“民谣”、“电子”等等诸多音乐风格都可以被涵盖进摇滚乐这个音乐文化概念范畴。我想我们是不能做到给它一个局限的、狭隘的定义的。它既是一种音乐风格也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内容和所蕴藏的意义是极其丰富与广泛的。摇滚乐无论作为一种音乐风格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都有些内在的共同本质。那就是摇滚乐强调人文关怀、强调理想的人格自由、独立，强调对时代和社会的关注，强调坚持精神，强调各种真实的情愫。在对立、战争的年代，摇滚乐勇敢地反映现实，反抗传统束缚，反抗政治强权，反抗文化专制，崇尚和平、自由、团结。比如1969年美国盛大的摇滚盛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产生背景就是反对当时的越南战争。在商业、和平的年代里，摇滚乐反文化垃圾，反文化倒退，反文化局限，反文化工业化，呼吁自由、平等。摇滚乐作为一种文化，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歌以载道；另一方面作为音乐、艺术本身，比较关注音乐性的内涵创作以及自身的不断发展创新。不过有时候，摇滚乐本身所具有的反抗性在某种程度上经常令它的创作者以及欣赏者陷入一种困惑情绪，很容易滑入一种不真实的做作状态，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摇滚乐所具备的两面性，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其实重要的不是刻意地或者做作地反对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实质上已经和摇滚乐的灵魂、本质背道而驰了。不管是在哪里，在什么样的体制下或者什么样的环境下，摇滚乐最重要的就是崇尚自然性、真实性。这些文化元素和先前提到的那些诸多音乐元素共同构成摇滚乐的基础。真正的摇滚乐应该是直面现实和人生的音乐，应该是崇尚自由和平等的文化现象。

　　有些人对摇滚乐抱有偏见，实际上摇滚乐与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有着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有着它特定的观众群。就好比摇滚乐和京剧，我们也许只能评述两者间的差异性，但从音乐、艺术的角度上讲，它们是分不出孰优孰劣的。后者是我们的国粹，但前者也未尝就不是外来的精华。这一点需要我们客观地看待。是的，有些时候我们不难听到一些关于摇滚乐的负面报道，似乎伴随着摇滚乐的尽是些毒品、乱性、消极、厌世等等诸多不良事物。其实这些说法儿是不负责任的、是主观的、是片面的。真正的摇滚乐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是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的，个别的消极行为不能代表健康而充满创造活力的摇滚乐群体。

　　关于摇滚乐来到中国的时间，我想谁也不会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大概应该是在80年代早期吧。中国产生了两支勉强称得上做摇滚乐的乐队，即“七合板”和“不倒翁”两支乐队。今天，或许很少有人记得或知道他们。但就是他们直接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最早的那批做摇滚乐的人们。事实就是这样，后来纷纷建立的摇滚乐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支乐队有着一些关联。崔健、丁武、刘元、文博、臧天朔等中国早期摇滚乐重量级人物都是来自这两支乐队，他们是中国内地摇滚乐的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自此，摇滚乐在中国发生并开始了将近整整20年的艰苦发展。自此，中国摇滚先驱们完成了永远值得我们赞颂和纪念的终于推开中国沉重的摇滚之门的历史使命。

　　1984年，七合板乐队成立。首场正式演出在政协礼堂。据当事人文博讲，演出效果非常好：“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那么好，现场很热烈。虽然当时我们的演出还有一些瑕疵、纰漏，但是整个场面依旧很热烈，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观众是欢迎这样的音乐的。”1989年3月，崔健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出台。同年，崔健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摇滚专辑。1990年1月28日，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首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同年2月17、18日，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眼镜蛇”、“宝贝兄弟”、“1989”、“ADO”等六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当时评论者是这样描述的：“距演出场地首都体育馆一里地之远，不少青年伫立在风雪交加的街头，等待退票。黑市票涨到五十元一张。”

　　1993年3月6月，南方音乐团体组织“音乐公社”在广州举行“追忆似水流年”音乐会。这是南方摇滚音乐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以集体的姿态浮出水面。7月18、19日两天，“呼吸”、“眼镜蛇”、“指南针”、窦唯、张楚、王迪等摇滚乐队及乐手，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奥运——中国之梦”大型摇滚音乐会，这也是京城摇滚新生代的首次集体亮相。

　　1994年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参加在香港红勘体育场举行的演唱会。这是一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一场极其重要的演唱会，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在此之前，这里的人们很少亲眼目睹来自北京的新音乐风采，而在香港这个中国娱乐重镇中，红勘体育馆一向是流行文化巨星的舞台，而这天，香港的民众却彻底被中国大陆摇滚乐队带来的音乐所震撼！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勘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手、用喉咙不停地舞动、嘶吼，很多人开始跳跃起来。就连见惯各种演出场面的媒体和报人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演唱会像此次演唱会现场这样疯狂、高潮迭起。第二天的港台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块报道这场演出的盛况。诸如“摇滚灵魂，震撼香江”、“红勘，很中国”、“摇滚中国，席卷香港”等篇头语屡见报端。许多文化和音乐人先后发表意见，大家都对当天的演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场演出，让中国的摇滚乐手们轻易推开了香港这个华人地区娱乐工业中心之门，并直接冲击了港台文化娱乐业的一贯思想。这支中国内地的摇滚乐生力军的挥师南下，让上万香港观众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用音乐证明了，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足以生成广阔的视野和想象，让香港的人们见到了久违了的音乐本质——真实而蕴藏着丰厚文化底蕴。当然，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就是这些中国摇滚乐手们对音乐的足够真诚以及怀有的深深感情，他们始终都在创造与坚持，我们能感觉到音乐是他们生命的继续延伸。另外，他们似乎也都具备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品质，在香港，他们公开告诉媒体，北京才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中国才是他们音乐创作的根。这在香港对那些所有留连于商业气氛以寻求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讲，几乎不能理解。

　　迄今为止，中国摇滚乐已经发展到至少有上千只乐队的庞大规模。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使得中国摇滚乐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处于地下发展的状态，但她依然顽强地倔强地生长着，其中不乏象“子曰”、“舌头”、“二手玫瑰”、“冷血动物”这样的优秀乐队，他们以强烈的个性色彩和风格迥异的现场演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喜爱。近年来各种大型摇滚音乐节的火爆场面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本来是一个只有一千多人参加观看的校内汇报演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几十支摇滚乐队和每日两万观众参加的大型露天摇滚音乐节。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办了五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摇滚青年从祖国各地奔赴迷笛现场，使得这个原本校办性质的音乐节已经成为了全国摇青们心目中乌托邦式的盛大节日。

　　2002年8月17至18日的丽江雪山音乐节，是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及操作方式举行的音乐节。两天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连续演出及雪山万人狂欢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音乐本色的回归，音乐摆脱了以往的抽象面貌，在自然中与每一位参与者全方位接触。

　　2004年4月到5月，主题为“谁在春天里歌唱”的大型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各大演出场地同时间循环上演，从而缔造了中国摇滚乐历史上乐队数量最多的一次集结演出，乐队数量超过一百支。这也是唯一一次北京所有摇滚演出场地的集体行动。近五十家媒体参与了此次摇滚音乐节的报道，并受到英国BBC电视台、西班牙艾菲通讯社、日本关西电视台、美国西雅图电视台、瑞士国家电视台等诸多国外新闻媒体的关注。参加此次音乐节的乐队有：“子曰”、“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夜叉”、“冷血动物”、“二手玫瑰”、“野孩子”、“杨一”、“西山老妖”、“痛苦的信仰”、“冷酷仙境”、“布衣”、“废墟”、“美好药店”、“沙子”、“AK-47”、“便利商店”等中国第三代摇滚乐队和摇滚人。

　　2004年8月6日至8日，名为“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的摇滚音乐节在贺兰山下举行。35年前，45万美国青年像听到上帝召唤一样开着摩托车、二手汽车奔赴纽约州苏利文县的雅斯各牧场，亲身参与了摇滚历史上最伟大的传奇：伍德斯托克。35年后，一万多名15岁到40岁的中国青年背着帐篷、大号军用水壶、啤酒、草绿色军挎、望远镜，乘坐火车、飞机、大巴奔向贺兰山，希望能够亲身经历一次中国的伍德斯托克，银川市内三星级以下的宾馆因此爆满。吸引这些人的，是大红海报上那些早已写进中国摇滚历史的名字：崔健、何勇、张楚、罗琦、黑豹、唐朝、指南针、王勇、超载、王磊，还有那些早已在摇滚乐迷中口口相传但极少参加面对普通大众的大型演出的名字：眼镜蛇、鲍家街43号、左小诅咒、布衣、子曰、二手玫瑰等共18支乐队。三天的演出结束后，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以至少100万元的盈利额度成为中国摇滚历史上规模最大、商业操作最成功的大型音乐节。

　　摇滚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流行音乐的整体发展，使得流行音乐的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越来越生机勃勃。并且主流流行音乐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得益于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的，这二十年来，摇滚乐不停地在为电视台和唱片公司输送着一流的乐手和优秀的调音师、录音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但是由于主流传媒的长期刻意忽视，演出审批的重重困难，物质时代的理想虚无主义等因素使得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摇滚乐渐渐处于艰难生存的地下状态。真正对音乐发展有着积极促进意义的现场演出，在人们的渴望中反而举步为艰。崔健先生在贺兰山音乐节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要以为坐在家里听几张唱片，就是欣赏摇滚乐了，事实上，摇滚乐非常需要去现场感受，需要音乐节的形式。而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环境，摇滚乐远远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活。”而一次又一次大型演出的壮观景象，不断地证明了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歌迷的文明行为和现场友好的气氛，极好地体现了爱与和平的摇滚主题。参加人数的逐次上升也表明了摇滚乐的巨大的商业潜能。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做为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摇滚乐是不是应该有着更宽松的发展空间？是否应该鼓励音乐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否应该鼓励和保护多种艺术形式的共存以迎来真正的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