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6日至8月15日，第二十七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在哈尔滨举行。十天的时间里，共举办了三十多场专业音乐会和二百多场群众文艺演出，一时间，哈尔滨成了音乐的海洋。

　　哈尔滨地处我国北方边陲，是一座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城市。早期的哈尔滨随着大批外国移民的涌入，西方音乐文化也随之进入，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之中，铸就了哈尔滨人喜爱音乐的品性。哈尔滨解放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到来，更为哈尔滨音乐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于1961年8月5日开幕，从此，“哈夏”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至今。

　　在“哈夏”的传统上，历届音乐会都是以中西经典音乐为主要内容。从第23届起，每届“哈夏”中都举办一、两项国家级赛事，如曾举办过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全国合唱比赛、全国声乐新人新作比赛、全国艺术歌曲比赛等，这些比赛与“哈夏”音乐会的基调是相一致的。但这次音乐会与往届有很大不同，即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时尚元素——流行音乐，且占了较大比重，不仅有大型演唱会——“同一首歌·走进哈尔滨”和德国斯克瑞德摇滚乐队的摇滚音乐会，还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全国流行音乐新人选拔赛的复赛和决赛。流行音乐在“哈夏”的出现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引来了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流行音乐能否登得大雅之堂？“哈夏”向来以专业水准的高雅、严肃音乐会著称，流行音乐的加入是否会使树立了几十年的品牌形象降格？

　　反对者的意见

　　从“哈夏”音乐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实际上始终处在中国社会背景不断变化的适应中。“哈夏”的发起者是上个世纪50年代因政治原因而漂泊至边城哈尔滨的一批文人雅士，包括张权、汪立三、卓民理、李书年、张鲁等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音乐家。最早举办“哈夏”的初衷是“娱情悦性，涵养情操，满足异域音乐生活需要”。由于哈尔滨有悠久的音乐传统，为此，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月亮颂》等西洋名曲在60年代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获得了广泛受众，同时也筑就了“哈夏”音乐会的基调。而从1961年开始，一年一届的“哈夏”成为当时几近一律的主流音乐的一个复调，一个二声部。此后，文革的狂潮使散发着些许“洋味”的歌声嘎然而止。1979年至1993年，商品经济的浪潮裹挟着“哈夏”的重心向目标不确定的泛社会文化形态转化，此时的“哈夏”更像是群众文化大汇演。1994年后，音乐会由每年一届变为两年一届，并自1996年23届起与文化部合作，其宗旨力求把哈夏办成“单纯性的音乐节”，“突出专业性，侧重艺术创新，促进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提高”，“兼顾群众性和普及性”。今年，曾经不被“哈夏”音乐会所接受的流行音乐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哈夏”的主会场。应该肯定是，每一次“哈夏”的战略调整，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音乐建设的发展都有建设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音乐事业开展的实际需要。但这既是哈夏音乐会生存的基础，也是其致命的缺撼。建设一个音乐名城，建设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名牌音乐节，没有一个稳定的突出特点，显然是困难的。①

　　其次，当代通俗音乐是在音乐娱乐功能被重新认可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它的兴盛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音乐娱乐功能的过度强调，会导致了某些通俗音乐中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又转化为在听觉审美方面对震耳欲聋音量的超强度加大，对于音乐本身的体验却被挤到了次要的位置。这次选拔赛的参赛作品中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如旋律风格趋同化，多高亢激昂，抒情性不强；音乐语言陈旧；创作和演唱上‘高’、‘大’、‘难’的作品较多，注重内涵的较少。这种状况显然是与传统的经典名作音乐会在水平上是有一定差距的。

　　《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流行音乐采取的政策是，在守法的前提下任其自由发展，并向其征取高额税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中，政府对流行音乐的发展加以引导，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一个国家的文化主管部门出面组织流行音乐的全国性大赛，这在全世界恐怕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国内目前流行音乐的发展已十分兴旺，它面临的是提高而不是生存的问题。相反，交响乐、歌剧、民族器乐、合唱、室内乐等真正代表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音乐品种，无论是中央院团还是地方团体，都因为资金困难而步履维艰，惨淡经营，它们面临的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筹集了几百万元的资金，应该优先投向何处？我们的政策应优先向哪些艺术品种倾斜？

　　支持者的意见

　　首先从理念上来讲，“流行”、“通俗”似乎向来与“高雅”、“严肃”格格不入。在过去几十年里，甚至是几千年里，我们追求的是宏大叙事，我们提倡的是“主旋律”，把精神的美奉为美的最高境界。所以从八十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风靡大陆的时候起，由于它以爱情、友情等私人叙事为主，我们对流行音乐的批判就没有间断过。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忽视个体的弊端从各种社会问题中体现出来，较之久被压抑的个性和欲望通过各种途径的反弹，流行音乐所带来的宣泄和一吐衷肠的畅快难道不是一种高雅、一种美吗？而且在各种流行音乐会上，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是其他音乐会所不可及的，普通观众在这里得到了平等参与的机会，“音乐是大众的”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这种参与本身也是美的。

　　其次，既然本届音乐会以“国际化方向、国家级水平、群众性参与”为定位，力求打造享誉海内外的知名文化品牌和国内一流的音乐盛会，就应该包括面向专业人士的、面向知识分子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各个层次的音乐会，以满足群众的不同欣赏取向，同时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当今音乐生活的状况。流行音乐在全国拥有以青少年为主，包括各个年龄段歌迷的广大欣赏群体，就连沈阳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都顺应时势而开设了流行音乐专业，“哈夏”何必把它关在门外呢？

　　提高我国流行音乐的水平，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与流行音乐界的共同努力。政府介入的作用应是维持流行音乐的商业操作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平衡，使流行音乐的发展既能遵循音乐的艺术规律，也符合文化产业运作的市场规律，令人们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为社会积累更多财富。照此推想，也许有了这次的开头，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府部门将流行音乐纳入产业规划，调整相应的文化产业政策，提升流行乐人整体素质从而推动乐坛新陈代谢，打击盗版等等举措。曾经作为流行音乐发展的旁观者，政府部门“清高”了20多年，此番明确地以当事者身份介入，是会迷失其中，还是大有作为？我们惟有拭目以待。②

　　结语

　　客观的说，特定的音乐形态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高雅、严肃音乐和通俗、流行音乐，是在不断相互转化中的，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俗乐可能转化成雅乐，雅乐也可能转化为俗乐。况且，当代的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严肃音乐由于其信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艺术离经叛道，反对传统，与一般大众趣味之间的距离逐渐增大，因而消费者队伍迅速缩小；而流行音乐最普通和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它可以很快把握传统和大众，但却由于公式化的运用，而危害了艺术特质。

　　深究起来，对当今流行音乐的评判仍离不开“雅俗”、“古今”、“中西”这几对音乐理论界一直以来探讨的中心关系。如果以“雅俗”来论，如今的流行音乐当属俗乐，但它却与历史上的俗乐不同。自有史以来，从“郑卫之音”到“明清俗曲”，不仅在大众中广为流传，而且都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历史积淀。而今天的流行音乐，却渐失这一品格，它题材狭隘、语言贫乏，越来越追求“声”与“色”的狂轰滥炸，在文化品位上少有讲究。而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大陆的流行音乐主要受港台流行音乐影响，但其实无论大陆还是港台，其流行音乐都是欧美流行音乐本土化的产物，而这种本土化除语言外，又与本土的风俗人情有多少结合呢？从“哈夏”音乐会的原创作品中来看，很多无非是国外的节奏加中国化的旋律，再加上一些虚张声势的大白话。与中国这些被抽空了文化内涵的流行音乐相比较，欧美流行音乐不仅有众多的种类和流派，而且与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以美国为例，它的流行音乐有POP、Rap、HIP-HOP、R&B、ROCK、Country Music、Funk、Reggea、Jazz、Soul等多种形式，而且摇滚、爵士和乡村音乐又各有风格特色及渊源上的细分类。再以爵士乐为例，它早期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带的美国黑人在艰苦的劳动中所用的劳动号子，后来加上了乐器的伴奏，以Blues和Ragtime为基础并加入了白人音乐的元素发展至今，它的节奏、和声对摇滚乐、乡村乐和西方的正统音乐都有相当大的贡献。③

　　中国才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流行音乐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好作品，但比较起这些年流行音乐总的产出，还是微乎其微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弊端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流行音乐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至高无上”的“科学话语”而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我们还处于摹仿阶段时，商业过早、过多的介入使原本就有些功利的流行音乐界更加缺乏思考，阻碍了本土化的真正实现。此外，美声、民族、通俗三种“科学”唱法的学院派界定，限制了流行音乐创作的思路，同时使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地位更加边缘化，没有传统文化的根，流行音乐的成熟将从何谈起呢？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在各方面给了流行音乐非常宽广的发展空间。但对于一个以树立城市品牌为目标的音乐会，对于一次全国性的选拔赛，观众都抱着很高的期望，国家的投入也很大，我们现在最应当考虑的也许应该是如何吸取这些意见，从音乐会的组织、资金的运作，到作品的创作和选择都力求更近完美，以求不负众望。至于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对流行音乐进行引导，还需要参考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化，尽可能地使流行音乐在相关法规和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