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人多磨难

　　六十年代人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了。

　　六十年代人多磨难，这种磨难不是文革的苦难，也不是更早战争的暴烈，和更晚商业时代的无情，而是所谓生不逢时带来的命运的挫折感。他们本该新却还没新就已成为旧了，他们本该高扬，却还没成熟，革命就已经结束了，他们中本该诞生大师，却因生命环境和文化语境还被旧传统旧形态约束而只能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最可悲的是在他们犹豫、彷徨时，在他们自觉还很年轻“能担更多重担”时，新一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后浪推前浪了。

　　可怜的第六代

　　六十年代生人多磨难在电影人身上体现最充分。

　　六十年代出生的电影人恐怕是电影进入中国一百年来最无奈的一代，他们看着《地雷战》和《列宁在1918》长大，在学成入世的年龄，陈凯歌的《黄土地》成为他们的偶像，随后的张艺谋又占据了全部风光。这位摄影师的电影成了青年叛逆电影的代名词，与主流意识形态作对的风光重任落在张艺谋们身上。张艺谋们被收编后，从此西线无战事，谁也不承认还有什么与主流意识形态作对的另一方，官方宁愿宣布海晏河清。再也没有什么官方不喜欢的电影了。于是反抗是张艺谋，招安也是张艺谋，六十年代人完全被罩在张艺谋的光影下，也处在官方的漠视中。他们的才华被延迟了十年，在他们好不容易渐渐露出海面时，新的一代以更迅猛的姿态追赶着他们，驱逐着他们，年轻一代甚至放狂说，六十年代生人的导演将随张艺谋们走出历史舞台。如果真的花刚开就要谢落，那么悲剧可不浅。在艺术上，他们很难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在多重打压下，他们的独立电影，或说地下电影，多是畸形的，这是他们的惟一选择，是没办法的事。在世界最艰难的电影环境中，很难出现阳光型的电影。其实很早的时候，1991年的冬春，那时还没有日后张艺谋的一系列电影，“六十年代后”的电影就诞生了。他们只比第五代晚了五年。那时，王小帅和张元，无视人们津津乐道的第五代，独闯路子，另辟蹊径，开创第六代电影的元年。开山之作是《冬春的日子》和《妈妈》。

　　这个元年，是几种线索的交汇点：第六代、六十年代生人、独立电影人……它们的概念基本相似，但又不能完全重合。电影史评家一般认为，八九年之后，第五代茫然无为的时候，王小帅的电影《冬春的日子》诞生，标志着第六代或者是六十年代生人电影的开始。

　　让中国许多电影大腕们气恼的是：这部他们从不看重的毛孩子的电影，竟然在1999年被在世界传媒和影像上有权威声音的英国BBC广播公司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这还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王小帅身上集中了那种在第四代和第五代阴影下难以作为的痛苦，他于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以后，先后写了5个剧本都没有通过，这时候国营的电影体制几乎崩溃，他觉得再等待厂方给他机会，他的电影就永远拍不成了——那些正红的大导演们为自己的片子捞取资金尚且是困难的事……要拍一部电影，拍一部自己的电影，就成了六十年代生人导演心中最大的一件事。整个六十年后电影人在十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钱，它超过了艺术上思索和市场上经营的时间。能找到的钱是很少的，都是老板的一种施舍性投资，不指望能够捞回本来。还有外国人的赞助，也是杯水车薪，不能普及到所有“六十年代后”。

　　他们艰难跋涉、战战兢兢地探寻与体制合作的机会。娄烨的《周末情人》、章明的《巫山云雨》、管虎的《头发乱了》和阿年的《感光时代》都是到电影厂买了一个“书号”，企图名正言顺些。有的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得以上映，有的因为各种原因，在获得通过之后，还是无法进入电影院。“第六代”电影多磨难，一位电影人说，“第五代”依靠张艺谋、陈凯歌等还勉力撑起艺术殿堂，而“第六代”则始终在国内、国外、地上、地下游走不定，至今也缺少像《黄土地》、《红高粱》这样具有经典意义的标志性作品，从1990到1999这10年间或是因为他们的影片违规操作，或是因为他们对电影的探索逾越了传统的边界，或是他们本身的过分自恋和自大，种种原因都使得他们的电影很难进入中国电影的主流，他们无法像他们的前代一样，借助时代的大趋势，轰轰烈烈地踏上中国电影的文化舞台。尽管其间也偶尔有一两部影片——如《长大成人》、《洗澡》——能够勉强获得“主流”的认可，但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群落)，“第六代”却常常在中国电影的灯红酒绿、喧嚣缤纷中被遮蔽。

　　六十年代人有强烈的地下悲情，张元和崔健这两个六十年代人一碰即合，他们合作的“地下电影”《北京杂种》在中国的地下俱乐部、阴暗的酒吧、圈子里脏乱的宿舍里流传，成为他们这一代阴霾的象征。六十年代生人的电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在国内上映，惟一的途径就是参加电影节，像张艺谋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攻击，“讨好西方”成了后殖民学者声讨独立电影的最简单、最粗暴的罪名。但西方的奖赏，使张艺谋获得了国内官方的认可和百姓的崇拜，而第六代得到的却是封杀和冷藏，第六代最欲哭无泪的例证是《鬼子来了》（姜文）。好不容易捱到被体制接受——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张元的《回家过年》，娄烨的《苏州河》是其标志，刚想舒下心松口气，七十年代就追迫而来——1997年，电影界发生了一件大事，1970年出生的贾璋柯的《小武》诞生，这被认为是当年最为重要的电影事件。“这部影片，犹如横空出世，在世界各地获奖无数。”

　　七十年代来了，张元们老了？现在六十年代者越来越习惯在体制内，他们的创造热情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挤压，久没听到他们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举动了。今年夏天，张艺谋“盛大”了一场，更没有第六代的什么份了。都快谢了，中国电影市场还是没有他们的份儿，只有好莱坞、张艺谋和冯小刚。

　　六十年代老了

　　作家的工具非常简单，一支笔，一个好头脑而已，因而在王小帅们等待的荒废中，中国六十年代生人的作家已经成阵势。

　　苏童、迟子建、徐坤、毕飞宇、丘华栋、祁智、刁斗、关仁山、东西、叶弥、述平、刘继明、李洱、鲁羊、朱文、赵琪、陈怀国等，我们可以数出一百多人。在六十年代电影人地下煎熬时，他们已经在阳光下成名了。可是现在他们也已经疲惫，他们中的许多人久已拿不出新东西了。余华（有人把他算做五十年代末，也有人把他算做六十年代初，但无论如何他的情绪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后”）自九五年发表《许三关卖血记》后，整整十年没出新作。沉寂，消失。好像六十年代已经成名太久了。余华的困境可能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实际上，以六十年代生人为主的整个“先锋派”小说家群体都沉默了。成名太久的马原、格非、孙甘露、红柯等今何在？

　　有人说，这无疑是一种群体性焦虑，一个阵群的缺失。五十年代出生作家，通常被称为“知青作家”，发轫于“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代表人物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炜、徐小斌、方方、徐刚、赵瑜等，写作已经成为他们真正成为骨子里的事情，是一种不变的神圣职业，隔一两年就拿出一部长篇。一个作家说得好，“这个时候质量甚至已经不重要，只要有作品就标明你存在，就像对许多老年人来说，水平可能并不重要，就看你能不能活得比别人长。”五十年代的作家比六十年代的活得长。但不管怎样，六十年代作家们还是比同时代的电影人有朝气，比他们阳光多了。由于六十年生人的电影，多描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以至某段时间被某些人认为，他们的地下电影就是性、毒品和暴力的代名词。

　　但是六十年代的黄金期已经过去，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七八十年代生人正成为文化市场的宠儿。他们奔来的阵势很猛。先是美女作家打头阵，提出“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令人震颤的生猛口号，把好端端的中国文化界弄得鸡飞狗跳，随后一大批更为艺术的作家如魏微、丁天、周洁茹、戴来、郁秀、骆艺嘉、朱文颖等疾步赶上，进一步壮大了七十年代作家队伍。

　　正跟七十年代人搅不清时，更小的八十年代的阵群又闯了过来。七岁能当作家的事儿，让许多人六十年代人不痛快，显然是一场秀，但文学的尊严已没了，六十年代人又怎能跟儿子辈计较？

　　喜欢玩赛车、街滑、网上虚拟的小小作家们，韩寒，郭敬明，胡坚，许佳，楚玳，叶枝，周嘉宁，苏德，张悦然……少年不知愁滋味，哪知六十年代人的复杂心绪？

　　这几代作家的关系，有一位评论家说得挺好：“80年代生人的写手们的纷纷登场无疑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青春秀。60年代出生者看80年代出生者是愤青对男宝宝，70年代出生者看80年代出生者是小资对古惑仔。文学上，50年代生人沉痛地缅怀着‘伤痕’与‘反思’；60年代生人抒写的是残酷现实主义的变革和觉醒，70年代一族则充斥着美女作家的矫情与滥情；80年代呢，一群挂在BBS上的……”

　　在七、八十年代人的集体青春秀的轰鸣中，六十年代人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他们有先天时代赋予的不足：既没有充分的旧道德的含润，又看不惯新一代的毫无顾忌，既不能全力开拓，也不能尽兴反思，既不能彻底守旧，也不能干脆创新。这使他们在蓄势上不足，难以迸发崩发甚烈。他们没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作家汲取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苏俄作家抒情风格的真诚，那悲歌一曲的沉痛反思，也没有七十八十年代完全自我的、私密的、放荡的、不需模仿的自由风格。他们在川端康成、米兰昆德拉、福克纳等心态复杂的作家的气味中成熟和老去，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杂中已显疲惫，人们不期望他们中出大师，他们也不自我期望能出大师。

　　整个一代人疲惫了

　　以上说的都是六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他们的同类，他们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他们的无奈。六十年代生人是占中国人口第二多的人群，现在他们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这些被理想浇灌长大的孩子，站在文革的废墟上，感受了一个时代的荒谬、也感受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和激情，他们听罗大佑、听崔健长大，也是他们，在成年之后第一批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感受商业来袭的汹涌，最终颖脱而出， 但就是这群人，不知感激他们的精神源头，在上海罗大佑的演唱会上，有的睡着了，有的中途就走了，也难怪，还有生意要谈的嘛！罗大佑在他们，不过是怀旧的道具罢了。

　　对于他们精神代表，老崔，他们也终于不耐烦了。有报道说，老崔“激动人心的现场演唱将晚会气氛掀到了顶点”，算了吧，这几年老崔频频出镜，早就对他没什么感觉了。老崔去年8月7日发起的“真唱运动”推向南方，在丽江，雪山音乐节，用激烈的词语，煽动人们为维护真唱的权利而自卫，结果反映寥寥，无论是歌手还是媒体还是“受害者”——人民群众都对老崔不感冒，这简直太让老崔郁闷了。关于老崔，那篇报道说，就此打住。

　　传媒给了他们一个特指，即所谓“六八”代——在六十年代生，在八十年代受青春期教育。他们在八十年代喊出了变革之声，在九十年代对帝国主义“说不”。只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种理想主义马上被务实的享乐主义替代。

　　他们羡慕地看着之后的新生代青年人更生猛、更放肆，更堕落，他们也乐得投降其中，同流合污，只是，一享乐、一停顿、一慵懒，他们的时代就到头了。

　　这就是六十年代生人的社会基础，六十年代艺术家在上面产生，六十年代生人快走出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