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苏联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最后一部歌剧《真正的人》在其去世后上演。

　　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战士阿尔贝·加缪（1913年生）去世。

　　苏联作家、《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生）去世，他曾被迫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剧作家E·阿尔比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享名，成为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提出“反思不现实”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彩色故事片《刘三姐》。

　　1961年

　　从美国到欧洲，摇摆舞以社交舞形式出现并风靡世界。

　　德国科隆举办“活动雕塑、机械舞台、实验电影”展览。

　　美国唱片销售额达2.45亿美圆。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因擦枪走火去世（1898年生）。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1874年生）去世，他的观点与其老师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很大分歧。

　　1962年

　　美国民办美术展“当代美国艺术”（始于1959年）展出了“浪漫现实”派、“精确写实”派、“超现实”主义、“抽象新神像”派等作品。

　　德国慕尼黑举行“堕落的艺术”展览，作为对纳粹艺术思想的批判。

　　后现代舞的大师、新先锋运动的主将崔士·布朗与一些前卫艺术家共同建立了美国后现代舞实验活动的大本营——贾德逊舞蹈剧院。她创建了“放松”技术，同时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剧场空间观念，在户外许多非传统舞蹈空间里进行动作实验。

　　美国女电影演员玛丽莲·梦露自杀（1926年生），引起人们对美国电影业的抨击。

　　美国作家威廉·巴罗斯发表《裸露的午餐》，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发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品。

　　英国作家、诗人奥尔斯特·赫胥黎发表小说《岛》，被视为一部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小说。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他主张辫证神学，不同意把反对共产主义看作基督教的意识形态。

　　1963年

　　某些艺术家在苏联被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遭受批判。

　　德国作曲家贝拉·巴托克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首演。

　　原籍罗马尼亚的法国诗人特里斯坦·查拉（1896年生）去世，他是“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杂志《文化生活》要求克服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这被认为是受到波兰和匈牙利“解冻”气候的影响，同时民主德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孤立。

　　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黑白故事片 《小兵张嘎》。

　　1964年

　　英国利物浦的“甲克虫”乐队改变了青年对音乐和时尚的趣味（乐队四个成员在1940——1943年之间出生），其作品成为风靡世界的流行音乐。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大学闹学潮，在后来的几年中，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学潮。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伴随着各种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法国、美国、德国的左翼学生把“三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作为精神导师。以“新左派”相号召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在1960年代声名显赫。

　　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该奖是“资产阶级的”。

　　大型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上演，这个作品可以说是第一部最成功的大型中国芭蕾舞剧，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具有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1965年

　　美国民谣歌手鲍伯·迪伦在第五张专辑《统统带回家》中率先采用电吉他并加入了摇滚之声，从而引发了一场民谣摇滚的革命，其中的《手鼓先生》成为嬉皮运动的主题歌。之后他又陆续发行了30张专辑，乐风涵盖民谣、摇滚、蓝调、乡村及福音，与英国的“甲克虫”乐队共同在60年代开启了一场不仅影响音乐、而且影响到政治及宗教的文化革命。

　　苏联作家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年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德国作家胡贝特·菲希特（1935年生）发表小说《孤儿院》，被视为“迷茫的一代”的小说。

　　英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年生）去世。

　　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收租院》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和民间泥塑艺人、业余美术工作者共同合作，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创作完成，共塑造了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反映了四川省大邑县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利用地租形式盘剥劳动人民的罪行，以及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压榨下的苦难遭遇和他们的反抗。

　　1966年

　　中国开始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极简主义艺术展览“10”在美国纽约弗吉尼亚—德万画廊举行。极简主义是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现日常大量的理念，该派代表均为美国人。

　　苏联作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塔尔西斯（1906年生）1939年以来因发表《美中不足》等作品，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取消苏联国籍。

　　1967年

　　毛泽东著作被翻译成26种文字，共计4亿册，在180个国家发行。

　　奥地利维也纳建成展出行为艺术作品的“20世纪行为艺术博物馆”。

　　瑞士伯尔尼举办主题为“科幻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和通俗艺术未来画展。

　　德国西柏林举办“东欧先锋派艺术1910——1930”展，展出革命艺术作品，后来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所淹没。

　　美国民谣和布鲁斯音乐复兴。

　　全世界青年的激进倾向日益明显，这一由大学为发端的倾向，怀疑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设施。他们向往革命的游击主义和苏维埃式的体制，迫使各方面进行改革，但同时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也引起了世人的批判。

　　1968年

　　全球学生起来闹学潮，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及墨西哥等，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大潮。

　　米兰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因场地被左翼反对派占据而推迟开幕。

　　第34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受到干预而短期关闭。

　　戛纳电影节因法国国内骚乱而被迫中断，1969年才得以恢复。

　　挑衅性的“反传统艺术”进入公共博物馆，如在瑞士伯尔尼、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博物馆，作品都被编目登记注册。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899年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爱德华·戈德施蒂克在苏联占领后前往西方国家。

　　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剧本《毛泽东语录》和《优美的平衡》在德首演。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印刷品在中国境内随报纸向订户赠送。

　　毛泽东在中国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由此而拉开了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

　　美国伍德斯托克举行流行音乐节，参加人数达40万人，以非传统的生活方式露天度过数日，以吸毒为标志。

　　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塞缪尔·贝克特（1906年生于都柏林，居住巴黎）获诺贝尔文学奖。

　　诺曼·梅勒因发表《黑夜的军队》，报道反对越南战争的情况，获普利策奖。

　　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生）因反对官方对文艺作品的检查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引起全世界的抗议。第二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特奥多尔·阿多诺去世（1903年生），他创立了兼有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对现代社会持批判观点。

　　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载人上天，将人类首次送上月球。

　　革命“样板戏”与中国舞台艺术

　　文革中流行的小说、诗歌、电影以及舞蹈，早就失去了读者观众，惟有“样板戏”一枝独秀，至今依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它在文革期间红极一时、对文革中盛行的极左思潮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此后也一直被视为文革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象征。“样板戏”不仅没有像同一时代、同类性质的其它文艺作品那样受到冷遇，相反，诸多“样板戏”中的核心唱段甚至整剧还能经常在舞台重现，确实得到不少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

　　“样板戏”这个名字是怎样产生的？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出现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等剧目，到1965年江青在接见《智取威虎山》的主创人员时把这些戏攫取为自己抓的“样板”，这是有关样板戏的最早提法。后来《戏剧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刊登文章称其为“样板”，于是“样板戏”一词很快在各地传开了。我们所说的样板戏包括五个京剧、两个芭蕾舞和一个交响乐。五个京剧是指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山东省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北京京剧院的《海港》以及《杜鹃山》，两个芭蕾舞是指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是指中央交响乐团的《沙家浜》。

　　在“样板戏”的创作中有个“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这个著名的“三突出”理论在以后几年里渐渐成熟定型，它被当作经典的“创作方法”：革命文艺主要是通过英雄形象感染人教育人。革命“样板戏”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作品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

　　由于“样板戏”里的舞台人物调度始终围绕着“三突出”的原则安排处理，使得作品显得有些刻板。比如在处理人物造型时，每部“样板戏”都按照“三突出”的原则，为主要人物设计了大量的“亮相”，这种静场的处理方式，固然很符合“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理想，却难免造成戏剧进程的停顿，得失难以把握。至于在处理群体场面时，始终要注意到“主要英雄人物”的中心地位，也不免显得单调乏味。

　　“样板戏”在思想内容上为人所诟病的是它塑造了一批“高大全”式的人物。其实，问题不出在将英雄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在于“三突出”被作为一种普遍的、绝对化的创作原则强加给一切作品，从而造成了人物塑造上的公式化、脸谱化。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样板戏”则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京剧音乐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在演员表演上，“样板戏”对传统的表演程式、套路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造，其艺术探索在整体上是成功的。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革新和西方艺术的中国化融变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中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

　　“甲壳虫”乐队、鲍勃·迪伦与欧美摇滚乐

　　甲壳虫乐队又名“披头士”（Beatles），Beat在英文中是“搏击跳动”的意思。甲壳虫乐队是1959年由约翰·列侬、保罗·卡麦锡、乔治·哈里森、林里·斯达尔组成。他们四个人中列侬担任演唱和节奏吉它手，麦卡锡担任演唱和低音吉它手，哈里森为主奏吉它手，斯达尔任架子鼓手。1962年9月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唱片，1964年第一季度，乐队的唱片销量高达美国唱片总销量的60%，该年的首次访美成为美国最轰动的事件。甲壳虫乐队以其反上流社会，反正统艺术的风格，锋利而快捷敢于接触社会敏感问题的内容，在舞台上与世俗挑战的举止，征服了各国青年。

　　“披头士”的出现，带给青年人全新的音乐，到处都充满着活力，他们的音乐急速变化，迅速成长，在短短几年中征服了整个世界，人们称赞他们为“乐神”，为他们疯狂。如果说美国的年轻人用摇滚乐去摆脱那种彷徨、迷惘以及空虚感，那么英国的年轻人则是用摇滚乐去冲破维多利亚时代所遗留的种种陈旧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观念。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在物质高度充足的享受中不甘泯灭自己的进取精神，在激烈的摇滚风暴中以反叛的形象来表达他们对传统理性的否定和建立一个更加充满自由和人性的未来梦想。“披头士”的出现是第一次以摇滚乐的名义成为这个时代最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偶像，当时的乐坛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披头士”那一大批主题深刻、内容广泛的音乐能在精神上体现出摇滚乐的真正实质，在世界摇滚史上，他们及其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被公认为是摇滚乐“教父”。

　　鲍勃·迪伦是摇滚乐时代最有影响的歌手和歌曲创作者。迪伦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民歌复兴的主流之音，优美动听，光彩照人。他很快便被公认为是青年词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他的歌曲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有像《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和《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这样的抗议歌曲，有像传统的《科里纳，科里纳》（Corrina Corrina）和以传统为基础的《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Girl from the Country）这样的爱情歌曲，还有像唱法多种多样的《我将会自由》（I Shall Be Free）这样的滑稽歌曲。其曲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通常取自传统民歌题材），他的演唱技能（无论在演唱方面还是在吉他与打击乐的演奏方面）在民歌音乐界中来说是纯朴自然的，但他的影响却引人注目。迪伦正在创造一种调式，他所描绘的音乐方式不需要很复杂。他的歌喉、吉他演奏和有时不很完美的口琴声帮助确定音调，使其音乐从中得以展开并在国内引起轰动。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运动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听迪伦演唱《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和《大雨将至》更令人振奋了。正是在这一时期（1961年——1964年），迪伦成为民歌界和激进分子眼中的英雄。

　　如果没有迪伦，无疑摇滚乐将走一段弯路，将不会有“披头士”的《佩珀军士》，不会有“滚石”的《乞丐的宴会》，也不会有“乐队”的《来自大平克的音乐》，这就是他的影响程度。他对音乐的最主要的贡献，这点也影响了列农和麦卡特尼之后的很多歌手，那就是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成为同等重要的一部分，从他一开始的抗议歌曲，就展示了他的歌词比他的音乐更浪漫、更激动人心。他对工业国家整个一代人的敏感性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音乐对理解和分析6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摇滚在60年代，业已在西方达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极限高度，这时的极限并非指音乐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内涵。在音乐上，给当今几乎所有的摇滚音乐范畴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从70年代中后期的摇滚发展到今,人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对前辈们所做所为的模仿、消化、补充、完善、伸延、重现，甚至是一种追赶；当然亦有小群的背叛与游离。

　　在60年代，严肃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界沟全线崩溃。颓废派兴起了一场对保守党的嘲弄与恶作剧，数以万计的裸体青年头戴花环在市中心与政府大厦前游行，他们成立原始氏族自给自足式的聚居公社，墙上画着云、鲜花与一句标语：只要作爱，不要战争。微笑、简单、脏话、大声、直率、平民主义、充满激情、生机勃勃——没有艺术家的伪饰与卓然不群。从文化的建构功能上讲，亚文化已不自觉地上升到凌驾一切文化的高度，对于丈夫死于越战的寡妇，失业后困苦而委顿的青年或整日奔波于生计的市井穷人来说，他们是不会穿上燕尾服与长裙去听什么巴赫的，他们只需要能听懂并且被感动的音乐。

　　与波普艺术、后现代诗歌小说 （黑色幽默、自由体与尖锐的政治批判）、非百老汇戏剧一道，摇滚乐以一种文化的面目出现，其音乐文本、演奏方式、服饰、各种行为，当然还有音乐本身所展示的说服力与亲和力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甲壳虫”乐队、鲍勃·迪伦正是用他们的音乐塑造了无数青年的理想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