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破四旧，立新言，最为颠簸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嘎嘣落地时，一声惊鸣，便断掉了文化的根。伴随着此起彼伏“打倒孔老二”的呼声，我意识里最初感染的所谓文化，无非就是皮鼓敲起来，铜锣打起来，口号喊起来，红旗飘起来，麦浪滚起来，游行队伍拉起来……总之，就是要起来，无论是爬起来，还是站起来，抑或是运动起来，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底蕴里挥之不去的革命情节，一如歌中所唱：“翻身农奴做主人” 、“敢叫日月换新颜” 。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朗朗睛空下响彻云霄的高亢旋律与嘹亮歌喉，像紫气东来、旭日东升，也像是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有时候还在指引我的航程，而有时候则会恍惚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想主义情结？若干年后，当我偶然翻阅到一本关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思想评传，看到有着丰富历史经验的“老三届”作者朱学勤先生在书中使用了一个尤其抢眼的词——广场意识，顿时，便勾起了我无尽的思绪，那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一幕幕场景又在我心底恍如潮水般再起波澜。我无法不为之兴奋，但兴奋之余我也深知，那些沸沸扬扬背后，对于我们这一代，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

　　朱学勤先生还曾经写过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以其深邃的记忆、感人至深的笔调回顾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足迹。有人说，“老三届”是中国最为不幸的一代人。因为这一代人的青春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的喧嚣，并作为“文革”直接受害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诸如“忆苦思甜”的世界观改造，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人生变迁。但从朱学勤先生的回顾中，我却仍然能感受到几分思想上的温暖。因为在那些个苦大仇深的日子，他们还能拥有自我保留的思想园地，至少在农耕闲暇之余，他们还可以躲在康德，躲在别林斯基等人厚厚的思想著作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也许，正是苦难造就了他们的深刻，历练出了他们丰富的人生，而广茂的农村又似乎带给了他们思想上的某种自由。所以，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他们才能够成为改革的栋梁，成为我们存在的基石。而我们这一代人呢?

　　长大成人后，母亲千真万确地告诉我，说我开口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既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而是“毛主席万岁！”对于一个未谙世事意识还浑浊不清的婴孩而言，竟然莫名其妙地喊出这么一声连自己都不明白的话，当然不会是处于对权力的某种敬畏，要向伟大领袖一表忠心。只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开口既不叫妈妈，也不喊爸爸，而是不由自主冒出一句“毛主席万岁”来呢？现在想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形势所迫，耳濡目染受当时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深一层次，可能也蕴含了一个尚未萌世的婴孩内心世界对于方向感的需求和对于归宿感的依赖。

　　是的，大海航行要靠舵手，万物生长要有太阳，而人生命过程的每一步也同样需要有价值的索引。这就像婴孩需要有大人搀扶着才可能站起，才可能向前挪动脚步。然而，却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我的父母和许许多多父母一样，早就被卷进了那场无休无止的运动，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顾及我们，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呢，又远在天边，更不可能来教导我们。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摹仿，就像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也常常沉浸到大人们的阶级斗争中去创造儿童的玩耍游戏——“抓坏人” 、“斗地主”……

　　没有什么可以弥补我们如饥似渴的内心，除了你追我赶地打闹，仿佛这世界就再也没有多余的一点抒情。有时，从打闹与追赶中冷清下来，独自一人时，我也会苦恼，幼小的心灵也会有如饥似渴地盼望，就像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亲人解放军一样，只盼着天上能有救星。可越是对天冥想，我越是引出一大堆无休无止的问题：我能上升到那天际之上去吗？这天外是否还有天？如果有，那么它的边界在哪？边界以外又是什么……越想越空虚，越捉摸反倒越无助起来。经常，我会为此虚无飘缈的空境不寒而栗，甚至于梦中被惊吓得冒出一身冷汗。我终于明白，这世界之上原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绝对的依靠。这也使得我深不可测的意识从此而烙上了恐惧不安的阴影。

　　后来，等我长大成人，眼界有所打开，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知识以后，在古希腊的一位先哲柏拉图那里我找到了所谓的“边界意识” 。柏拉图开宗明义，首先就以“城邦”来确立自己有边界的思考范围以及认识的限度。至此，我也逐渐明白了人的生命及其思维的有限和不可超越性，更是懂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所说“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那句话的深奥涵义。可懂似乎是懂了，却不免心底又生出来几分沮丧：怎么我的思维方式，包括这所谓的边界意识都是来源于长城以外的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背景呢？我们自己的边界在哪？思想维度与精神层次又在哪？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脚下没有根基的我们所随时面临坠落的危机。我怀疑，甚至很早就怀疑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属于我们这些革命的后代？

　　刚刚上学那年，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无休无止地革命激流中涌现出了一个考试交白卷的造反小英雄王帅。无论社会舆论在当时对这位无知无畏的王帅小英雄如何推崇，而事后又如何诋毁，但对于我，对于生性感染过革命情操的我，小王帅在我翻腾不止的心底所激起的火花，其耀眼的程度绝不亚于战火纷飞年代穿梭于枪林弹雨间的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因为小王帅在那个贫脊的岁月解放了一种压抑的人性，开拓出了一方逆境。正是从小王帅探照灯一般闪烁的行动上，我很小便学会了拒绝与抗争，懵懂的意识里埋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似乎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叛逆的轨迹。那时候，一门心思只想着解放这里解放那里，对于读书学习完全心不在焉，而逃学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当然，这一切也给我带来了性格上的某种自由，在那些个并不自由的年代，使我学会了如何反抗，如何逃避，如何不去接受种种正统主义的拘泥。不过，我也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基础知识的相对匮乏，使我无法像父辈们一样理解过去的历史，也无法像“老三届” 们一样懂得今天的现实，以至于长大成人后，我一直都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个多快好省的社会变化中，从而一次次跟名牌大学等一些切身利益失之交臂。

　　自由成为我的职业选择，应该说，完全是时代造成的结果。假若没有那个时代的放任自流，使我从小就感染到自由自在的气息；假若没有后来的社会变革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定，使自由择业成为现实，我们都不可能选择流浪的生活方式，选择以自由创作为文化职业的。

　　一切都是缘，就像“尤内斯库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毕汝协的小说《级良》，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诗人多多语)成为一股股暗合的时代潜流，穿透“文化大革命”的喧嚣，春风般刮进无数个知青村落，于沉寂的思想深处荡起阵阵漪涟，并最终促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一样。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也使我们这一代在最为迫切需要心理填充的年龄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诗意。我们当然也会知道小说《伤痕》，知道《蹉跎岁月》，知道《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会有机会看到连环画《枫》，看到油画《父亲》，看到油画《春天已经苏醒》；但最能引起我们心潮起伏的还不是这些来自于身边的历史性反思，而是从遥远的港台悄悄飘散过来的邓丽君和她的靡靡之音——

　　“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甜美的歌声跨海而至，带来了一个蠢蠢欲动的节日，就像久旱逢雨，滋润着许多濒临干裂的心田，也使我们终于开始懂得了革命以外还有种种人间温情。于是，我们有了渴望，有了爱，也有了对美的追求。

　　真正属于我们的启蒙思想，应该说是八十年代初期的美学热。李泽厚一本《美的历程》，就像一把对着阳光的望花筒，打开过我们少年时的心扉，也牵引出了我们无数心花怒放的憧憬。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初次捧到由李泽厚主编的那套美学译丛时的心理感受，仿佛我得到的不只是一本本书，而是一个又一个世界。

　　就这样我们在“美的历程”中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探索与人生追求，正是为了寻找更多美的原素，我们于半懂不懂中开始接触“朦胧诗” ，接触“伤痕” 、“寻根” 等文学思潮，也开始接触起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等西方现代哲人和他们的思想。也是在这样一系列接触中，内心世界被逐渐打开，使我们仿佛清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由此而颠覆着我们原有的认知系统，也在我们内心衍生出了种种求新求变的要求。

　　那还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早熟的我便已经拜倒在了我们当地一位穿着喇叭裤、带着迈克镜的新潮美术家门下，开始了学艺生涯。那一年，我十四岁，正是少不更事的年龄，然而，却已经进入到了新潮的行列。尽管接下来的那些年我一直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小城，但八十年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却也眼花缭乱地影响着我、刺激着我，使我至今仍为那个年代而激动。

　　应该说，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由那个年代所激发出来的蓬勃情绪，就像是广场上的人民英雄记念碑，早已经高高耸立在了我们的心坎。虽然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属于过我们，但我们经由那个时代所感受到的种种新气象，却能够贯穿起我们童年对于广场追逐的幻象，引领我们踏上寻觅之路，获得了拓展的胸襟。

　　我们才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因为只有我们才在八十年代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也只有我们才把燥热的青春期奉献给了沸腾的八十年代。所以，理所当然，光荣应该属于我们。每次想起谷建芬那首“八十年代新一辈” 的歌曲时，我都会这么想。也许，这只是我自作多情，但正是这种多情使我有了表达时代的欲望，也有了创造历史的冲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一场运动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如同一条河截去了我们的理想。正当我们整装待发、信誓旦旦之时，历史会突然转过身去，只留给了我们长长的背影。九十年代，伴随着经济大潮的出现，全民开始了下海，一时间，“告别革命”(李泽厚语)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沉稳的声音，也好像雨水浇灭了我们身上的热情。

　　我们成了大潮退去后的守望者，在一望无边的海滩上徘徊着，回味着昔日那广场上人潮涌动的场景。没有足迹可以寻觅，也没有身影可以扑捉，除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对于我们，似乎就只剩下了面朝大海时的忐忑与不安。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作为相距不远的一代人，崔健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是的，我们也在寻找，我们也在探索，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呢？

　　一九九三年一个早春的日子，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当我穿过北大西门那条并不宽敞的街道，终于跨进梦寐以求的“圆明园艺术家村” 时，心里有过一种找到根据地的感觉。

　　当然，不是所有我的同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在一个理想失落的年代，还能够找到一面理想照射的镜子。“圆明园艺术家村” 的生活经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经历，它已经不再可能像当年知青们上山下乡一样，构成一代人的精神事件。但我想，没有这种经历并不等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没有这种渴望。事实上，“圆明园艺术家村” 之所以能够存在于九十年经济大潮当中，并吸引我们纷沓而至，就在于它作为一种象征具有某种精神拯救的涵义。这也是我所认为“圆明园艺术家村” 的文化意义之所在，因为正是由于这种自由艺术村落的出现，才使得由“知青一代” 开创出来的“民间思想村落” 得以延续，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开来。

　　也许，这就是历史，在一部部冠冕堂皇的历史背后，还有一部属于精神的继承史。尽管这段历史常常是隐蔽着的，往往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但由这个内心所打开的，却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天空。

　　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片自由的天空而感到庆幸，这也使我常常能够借助于此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想，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价值最为动荡的时代，但不也正是因为动荡造就了我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吗？虽然，我们至今仍然反叛着、怀疑着，但又有谁能否定我们这种怀疑与反叛的背后所始终贯彻着的那种坚定神情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须要慎终如始。这里先人老子的告诫，什么是始？老子说：自知者明。

　　当我穿过一次一次的运动和一场一场的革命，穿过圆明园废墟之上的荒芜，与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不期而遇时，我竖起的眼晴仿佛看到了一个更远的前景。

　　那是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殿外耸立的塔列斯的铭言——人啊，认识你自己！

　　是的，认识我们自己，这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寻找的方向，是我们走出喧哗与燥动的时代广场后的一种觉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