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查找关于“第六代”的标准或权威解释。看完虽然留下了许多的印象，甚至也真的加深了关于“第六代”的理解。但是仍然无法汇总出一个确凿的、严密的、不矛盾的定义。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称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专家和影评人笔下不时地变换着它的边界，或许还有内涵。但只有一种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六代”这拨电影人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末开始在电影圈浮出。谈到他们出现频率颇高的词和句子有：半地下或边缘化状态，自由的表达和表达的自由，独立独行，视电影为生命，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机等等，因人而异的说法更多，游戏，商业化，反好莱坞，低科技，公映，电影节，获奖等词汇更是滚滚而来。而能被列入其名下的导演则随时会增长，随便有个什么人拍了部云山雾罩的电影，如果能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如牛毛的电影节中的不知哪一个上一映，只要此君大致生于六十年代，通过媒体一传播，这个名单就会增长二三字。天长日久，在六十年代出生的影迷中，真在电影院看过一两部第六代电影的人很少见，但在报纸和如雨后春笋的杂志上没读十篇百篇关于第六代电影人评论和报道的影迷却不算稀奇。早些年，民间诗歌里有人宣称：诗到语言止。这说法用在第六代人的电影更为写实：电影到字止。我不想知道这种现状因何如此。其实，在网络时代已没有密不透风的防火墙，没了在电影院看电影的奢侈享受（曾经是多么平常的消遣和娱乐）的这代人有了一个更快捷的替代品：DVD（盗版的）。如果你是一个关注当代中国艺术走向和中国新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人，那么看过十部这类影片并不算多，如果你有收藏癖弄到二三十部不也是太难的事。暂时，让我们不去关心他们在体制下的命运：能否公映，或能否合法参加世界上璨若繁星的电影节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反正我们如果想看，总会有办法看到，尽管总不是很及时，让我们关心一下这些影片本身有没有意思。因为所谓第六代这些人的地下和边缘影片早已不可阻挡地成为了媒体上的主流影片，随便翻开报纸的影视版或杂志的影视栏目和书店里越来越不可胜数的专著最能抓住你眼球的就是这拨人。风水轮流转，如今随便在街上抓个人问问，能说出近年来有哪些弘扬主旋律的影片绝对凤毛麟角，但说出几个第六代导演的名字和影片的人不在少数，这些并非少数的人就是指六十年代出生的广大影迷或D友，他们的队伍正在壮大，甚至可能是坚持看未来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因此，现在还在拍电影的人，可能除了张艺谋，甚至可能包含张艺谋，谁不怕了“第六代”。从录像带到VCD到DVD，近二十年的盗版电影的观赏史，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和第六代观众，一起开眼，一起兴奋，一起释放，一起空虚，一起绝望，一起错乱。定力不稳的个别导演在见多识广后丧尽元气，再执话筒拍出的影片仿佛一个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懦夫在耍无赖，这极端的个案不足为训，只是我偶然想到，我做个说明是必要的，否则我的文章有失公允和厚道。但在同样见多识广、眼光刁钻的影迷和D友眼中，定力不稳，底气不足，思维混乱，没话找话，自恋做作，也非偶然的觉察了。但是他们仍然是第六代影片的铁杆影迷，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如果碰巧也拍电影可能会拍出的一种影片。同病相怜，敝帚自珍吧。六十年代出生的人，2004年大多都有40岁左右了，无论观众，还是导演，可能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人中出现了塔尔科夫斯基或戈达尔，但是出来个不再拍砍砖头、走房梁的电影并不为过，譬如，出个特吕弗或侯麦，我是说，出几个能实实在在把真心话说清的人并不应该是奢望吧。其实，第六代导演这群人作为整体注定是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代，从前的传统和从业的理由作废了，想想第五代的使命感和更早的老电影工作者，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们有着人所共知的标准（评价尺度）和明确的目标。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以至于它令戈达尔羡慕地说：我想在北京做一个领工资的电影工作者。但第六代的命运如何，在他们吸收能力最强的阶段领教的那个传统，在世界之风灌进来的同时瞬间报废，做一个领工资的电影工作者的从业理由他们不屑一顾,或者也无力企及。从未领教过的自由和多元令他们眼花缭乱，早年的营养不足加突然的营养过剩，如果慧根不正，可想而知，拍出的电影会是什么爷爷奶奶样。我好像一直在说第六代的坏话，其实我没这个资格，我又没有看过多少他们的电影，并且我可能倒霉碰巧看过的又都是他们之中的次品，名字不敢一一列举了，有些都是如雷贯耳的名片，说句实话，留下的印象真不好，寒伧呀。这可能真有“代”的痕迹，我可以说我了解一点这一代人的历程，因为我碰巧出生在六十年代。分布在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或乡村的穷小子和富一点的穷小子差不多看过的电影全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谁十岁左右没有看过国产动画大片《小号手》，谁没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这就是我们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现在，你随便在书店找本谈世界电影的书，看一看那些年人家都出什么影片，哪怕只是给小孩看的。转头又到1978年，第六代这拨人的黄金时代、多梦时节或说青春前后期，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改革开放第一年吧，中国进来了卓别林，可能因为他的人民性，也可能是他在日内瓦和周恩来的特殊关系。同时还来了《未来世界》、名著改编片《简爱》《孤星血泪》。80年左右，又有了一本杂志《世界电影译丛》，这本杂志里的一个专栏《国际影讯》使我几乎同时（相差一个月-半年）知道一些世界电影的动态。但也就是谁谁谁拍了部什么什么的片子，讲了个怎么怎么的故事而已。但这也不啻为一个气孔，让我们多少能呼吸到一点域外的气息。知道除了卓别林，还有个拍喜剧的伍迪·艾伦，并且正在拍《拿了钱就跑》。记住了法斯宾德、阿伦·雷乃、特吕弗，有部电影叫《水手奎莱尔》，有部谁也看不懂的电影叫《去年在马里昂巴》，此人刚刚又拍了一部叫《我的美国叔叔》或者《我的美国舅舅》的电影。当时已有了录像带，但我想连中国的鬼也不会想阿伦·雷乃的电影他会看到，因为当时在《大众电影》的封底上印了一幅《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竟争议了好长一段时光。这就是第六代的八十年代初一个小小侧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愿力更强，福报更好的人有幸有了好的通道，上了电影学院，得以有机会见识原汁原味的精品电影，外加自我教育，自己给自己开了小灶，先聪明起来，有没有？莫须有。80-90年，电影院还没废，偶尔去电影院一年半载还可能看到一部不错的片子，但由于两顿之间相隔太久，可能对身体和心态都没什么好处。看电影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文化生活中最快捷最高级的享受，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满足，饥饿感使他们的胃口大得惊人。90年以来，VCD、DVD没能填平，反倒冲开了他们的欲壑。说着话，九十年代来了，VCD、DVD仿佛决堤的洪水一涌而入。于是，整个第六代（包括观众和导演），开始了看着别人的VCD、DVD拍着自己的VCD、DVD，导演们焦急地剪辑着自己的片子，想方设法地“勾引”着各个电影节的青睐与邀请，观众则通过各个小报和网络获知了各种报道，平静地等待或在遗忘中等待三五个月、三五年后，有盗版DVD的上市。在众多名垂青史的大师中，这些人的碟片在盗版小店里鹤立鸡群。任何出入过这些盗版店的D友们都会记得某些差不多的情景，那些盗版小贩更会记得：费里尼再给我拿十张，上次那二十张没卖完呢。贾樟柯的再给我两百个，上次的五百张要断货了。如果中国未来需要有一部第六代中国电影史，某一个盗版小贩该是首选的执笔人。因为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某个有写作能力和逻辑头脑的盗版小贩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是这一代人前沿风景的第一排观众。自从电影院悄然废掉或变成一个并不太好的敛财渠道后，拍电影的人拍的是电影，但看电影的人看的则是可能只能继续是DVD或未来的EVD。曾经以为在严酷的体制的噩梦中醒来，会迎来一个电影的春天，我差一点写成电影的秋天。实际上，他们迎来的是一个黑夜，一个精神需求的黑夜，一个电影与观众分离的黑夜，电影院废掉了的黑夜，一个看电影只能是一个人卧室里的活动的黑夜。一个只有好莱坞大烂片抢劫愚昧观众的黑夜。以至第六代以自由的、独立的精神为价值取向的电影人只能像贼一样流窜于世界各地的大小电影节。去年，英国前卫导演彼德·格林纳威为戛纳电影节提交了一份讲演稿《电影死了》，组委会因其过于悲观，劝其免说。于是，轮到他在大会上发言时，他只说两句话：电影死了。电影万岁。这两句高度浓缩的浅白之语，或许可以作为这代继续拍电影的人的座右铭，电影死了是一个必须了然于心的事实。同样电影万岁是必须坚持的一种精神。基于此，自由、独立、创造才可能是言之有物。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或盲人骑瞎马，只能从黑夜到黑夜。如果不掉崖已算幸运，但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