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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散场的盛宴:张艺谋电影18年

YULE.SOHU.COM 2004-12-02 19:04  作者: 徐然  来源: 《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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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部《红高粱》开始,张艺谋让中国人感受到了电影带给人们的视觉上的冲击和力量。《秋菊打官司》的“讨一个说法”先于《今日说法》等一系列电视节目让观众着眼于对现实的关注。《我的父亲母亲》以一个文革怀旧的“小芳”故事和唯美的画面让人们大为感动一把。顺应武侠片流行方向的跟风之作《英雄》又不负众望地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亿元神话。张艺谋可以算是中国目前最负盛名的导演,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对于他的影片,几乎都能数出一二。

  在国际上,他也是最受关注的华语导演之一。他那些色彩铺张、造型鲜明并且充满着异域色彩的影片,甚至造就了西方视角中想当然的中国形象。从个性张扬、敢爱敢恨的乡野妇人到深宅大院里的东方佳丽,从铺天盖地的高粱地到五色染坊再到平遥古院,张艺谋的影片构筑了一个西方视角中瑰丽斑斓的东方图景。与同为第五代的其他导演相比,较于陈凯歌的知识分子情怀、田壮壮的十年沉寂,张艺谋是艺术平民化坚持得最好的一个,也是最为高产的一个,18年执导14部电影,在中国电影人中,是一个难得的数字。18年的导演生涯,张艺谋的名字与一系列闪光的荣誉相连,柏林金熊、威尼斯银狮、香港金像、数度的金鸡百花,张艺谋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个人也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1986年的《红高粱》是张艺谋作为导演的开山之作,这部史诗性的作品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张艺谋时代。《红高粱》在奠定了他国际影坛地位的同时,也形成了张艺谋强烈鲜明的个人特色。中国红和高原黄构筑出中国的主体色调,民族激情仿佛洪流一样恣意奔放,锣鼓的欢腾和呜咽衬托着大收大放的情感。这是张艺谋自己所强调的中国特色,把一段历史说成一个传奇,将民间艺术元素移植入电影,将激烈的情感释放寓于浓重的色彩和鲜明的画面。这种民族特色同时也为世界影坛所接受,一尊柏林的“金熊”肯定了张艺谋的成功。鲜明的东方元素,夸张的造型和强烈的色彩对比,这几乎成为张艺谋影片所奉行的一个原则。从主题和形式的配合来看,《红高粱》是张艺谋造型艺术尝试的典范之作,后期的同类作品能超越它的并不多。

  1989年的张艺谋拍摄了两部无甚造诣的商业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和《代号“美洲豹”》。张艺谋拍烂片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至此。在这两部影片中,看不到张艺谋的造型语言的创意和尝试,却充分暴露了他不会说故事的弱点。《古今大战秦俑情》无异于任何一部粗制滥造的港片,而《代号“美洲豹”》则是他在警匪类型片里一次失败的尝试。一个好的导演,是在任何影片里都可以贯彻自己的艺术理念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在收视率得以保证的前提下不放弃自己的个人风格;小津安二郎毕生都坚持着自己的拍片理念,影片在票房保证的情况下,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艺谋尽管可以称作一个颇有艺术个性的优秀导演,但却依然无法与大师级的电影人为伍。

  1990年,张艺谋又重拾艺术电影,拍摄了以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影片《菊豆》。次年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也是一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张艺谋造型艺术的主张又得以贯彻。《菊豆》原作中粗砺的山西农村在影片中被搬到了皖南,氤氲青湿的氛围更加衬托出晦暗的主题。影片中染坊的特定环境——巨大的布匹和染缸营造出一个色彩的空间。《大红灯笼高高挂》将苏州那南方小调般的故事移植在了山西平遥晋商的深宅大院里,冷峻森严的宅子更加强了对女性的禁锢感。在这两部影片中,染坊和高墙大院的封闭空间是他造型尝试的平台,古老工艺的染坊中那色彩各异的布匹,深宅大院里青灰色的高墙和艳丽的东方女性。在这两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不是故事的讲述,而是依托故事而展开的关于造型艺术的尝试,可以说,张艺谋在这两部影片中,将造型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原作小说赋予了影片扎实的叙事、戏剧化的冲突以及乱伦、姨太太的题材,使得故事本身就情节性极强。张艺谋又如《红高粱》一般,赋予了影片诸如殡葬民俗、古老工艺以及中国戏曲等东方元素,使得影片看上去热闹丰富,极具可看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一条在《红高粱》中就已经走过的老路,而且,其造型过于极端而显得做作,与主题的配合有些牵强,而没有对先期的《红高粱》有所超越。

  1992年,张艺谋从造型性的胡同里钻出来,拍摄了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秋菊打官司》。影片根据小说《万家诉讼》改编,讲述一个天真淳朴的农村妇女的诉讼过程以及她对于现代社会司法秩序的困惑。影片放弃了以往张艺谋惯用的造型手法,而是进行一次纪实性的探索。影片舍弃了以往造型先行的主张,人物场景朴实自然,镜头简洁但是充满力量。并且,在张艺谋以往的作品中,对于影片的思想意义的开掘几乎可以说只是单纯的还原文本,甚至不足以很好地还原文本的意蕴,但是在《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对于主题的开掘,第一次超越其小说原著的思想深度,并且在还原故事的过程中,纪实主义的影像赋予作品以更深刻的力量。世界顶级大师的作品诸如伊朗的阿巴斯等,皆以这种纪实主义风格见长。这或许也是张艺谋的一部野心之作,显现出他要向世界级的导演大师水准靠拢的倾向。《秋菊打官司》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金杯奖”,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 “金狮奖”,“百花奖”最佳影片奖、“金鸡奖”、香港“金像奖”……一连串的荣誉彰显着他的成功。《秋菊打官司》或许可以称之为张艺谋的颠峰之作,在中国电影的范围内,他将纪实风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次关于现实主义风格的尝试对于张艺谋而言是成功的。这种风格开辟了他日后的又一个电影的发展方向。

  1993年获戛纳评委会大奖的《活着》,仍然可以算是张艺谋的顶级水准的作品之一。《活着》同样是取材自小说,一部余华的长篇同名小说。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张艺谋都改编自短篇或中篇,故事结构没有什么障碍的话,那么《活着》可以说是一部改编自长篇,在结构上需要做大的调整和删节的复杂作品了。张艺谋将原来的小说做平民化处理,尽管媚俗,弱化了小说原有的主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却在结构改编上更加严谨。并且,能够将这么一部繁复的小说拍摄出来,本身已经是一个挑战。但是,影片由于某些政治的原因没有公开放映,这也是张艺谋唯一一部没有被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影片。“墙内开花墙外香”,尽管国内没有放映,但是影片在海外却获得了市场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也或者是因为这次的审查未通过。之后张艺谋的影片作品开始刻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但是也正是为此,他的创作开始畏首畏尾,巅峰时刻一去不返。

  1994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张艺谋丝毫不熟悉的旧上海,一个无甚创意甚至不知所云的故事。严重商业化倾向的《摇》却并非一次商业上的成功尝试。

  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城市题材的一次尝试。在以往张艺谋的片子中,城市对于他而言,在《红高粱》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存在,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里是暧昧不明的远景,在《秋菊打官司》里成为农村的近景却依然只是外部空间。只有在《有话好好说》里面,城市才真正成为主角。影片风格夸张,拍惯了农村题材的张艺谋,影像里呈现出的城市,还真有些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意味。全程肩扛式的摄影、画面颠簸抖动、夸张的色调光线、可笑逗乐的故事,导演通过影像的各个方面对城市进行了诙谐的调侃。这是张艺谋的真正进城之作,尽管看得出明显的对于国外某些风格流派的借鉴,但是在中国影片中仍然具有先锋性,而且影片中的荒诞感其实颇具城市味道。然而这却也是张艺谋最开始受到批评的一部电影。之前的中国人,对于张艺谋的前期作品几乎照单全收,却不能接受张艺谋这部转型之作。批评者认为这部电影并不成功,张艺谋不合适拍城市题材。 其实,对于一个导演自身而言,并没有城市乡村这么具体的划分,《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自身对于现实的逐渐认识的真实感受,是一部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较之后来对于武侠题材的涉及来说,还算得上是一个真诚和有艺术追求的探索和尝试。

  之后的1998年到1999年,张艺谋拍摄了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一个是绝对纪实风格的《一个都不能少》,另一个则是偏重于象征主义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前者仍然走了《秋菊打官司》的老套路,群众演员路线,全纪实风格的摄影手法和取材现实的故事情节。影片有些巧妙地顺应了当时伊朗电影风靡全球各大电影节的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都不能少》是一部张艺谋投机取巧的钻营之作。尽管在形式上,影片与时下屡屡在国际上获奖的伊朗电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是,张艺谋影片中的思想内核与伊朗电影那种宗教和民族的深厚内蕴相比,却是相形见绌的。仅仅是形式上情节上的相似,却不打算往电影里放进深刻意蕴,只靠外在形式的掩盖和修饰,张艺谋在这条自作聪明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也就越走越窄了。

  张艺谋扬言要拍一部感人的商业影片,于是我们看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的确,煽情的故事和纯朴的表演,影片在票房上没有失败,赚足眼泪的同时也让制片人盆满钵溢。但是却不能不看到张艺谋的才华至此的枯竭。如同以往的症结一样,张艺谋企图再次依靠造型性为他的影片增加些许艺术的光环。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仍然是如同《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样以剧情为依托实践他的造型艺术的尝试。但《我的父亲母亲》所致命的是,它没有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小说中那种扎实的故事情节为后盾,单薄苍白的故事使得影片的造型尝试无所依托。没有了剧情的扎实,整个电影如同MTV一样堆砌画面,过分突出镜头美感反而破坏了影片的整体,使得影片流于做作和刻意。

  作为商业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或许是成功的。媚俗的主题和煽情的故事,前期与女主角传出的绯闻,使得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张艺谋的电影,但是现在打着“张艺谋出品”烙印的电影,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审查通过方面颇费心思的张艺谋,不仅不像前几年那样选择剑走偏锋的题材,并且力图迎合某种体制内的东西。从《一个都不能少》中与主流媒体的关注一致,到《我的父亲母亲》迎合一些人的怀旧情怀,影片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导演构想越来越少了,张艺谋仿佛刻意地将自己在影片里隐藏起来,不再面对作品,也不再面对观众。相对于他在影片中的藏匿自我,他在公众场合下却更多地曝光和宣传自我。张艺谋如果说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奖时还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话,在《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之后,才算是真正走近了中国的观众。热火朝天的自我宣传和影片造势,包装出一个公众人物张艺谋,不再是早年那个长年不知窝在哪个山沟里拍片的张导演,而是知名度不逊色于一线演员的大明星了。他朴实如同农民一样的面孔已经具有了公众影响和明星光环,他的个人生活被更多地暴露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如果说当时他与巩俐的情感传闻只不过是他影片宣传的小插曲的话,现在他的绯闻,拍摄前期的炒作已经成为了影片的主料之一。也或许是因为个人光环太过于耀眼,反正张艺谋的电影是就此一再地黯淡下去。

  2000年的《幸福时光》,温情小品一样的电影,全国甄选女主角耗费三个月时间,而拍摄时间不足四十天。《幸福时光》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一次毫无个人风格的商业影片。不从内心来拍电影,个人风格越来越少的张艺谋,越来越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片导演,影片无功无过,平庸无奇,既没有大的败笔,也不存在镜头和故事方面的致命漏洞,但是匠气十足的作品远没有先期宣传的那么热闹和精彩。如果说,在《我的父亲母亲》之中还能看出些许导演的造型性艺术追求的话,在《幸福时光》中,这些已经消磨殆尽了。如此没有风格的影片,又无甚出彩的故事。《幸福时光》之于张艺谋,或许除了商业收益不再有什么积极意义了。

  《英雄》是张艺谋2002年的大制作,早期的宣传已经做足,足够吊起人们的胃口,甚至造成了一种错觉,几年的时间足够积累,张艺谋该蓄势勃发一次了。前几部仿佛信手拈来的电影有着太多的游戏感,张艺谋此时应该拍一部真正代表自己的作品了。但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明星云集和张艺谋以往的影响力创造了《英雄》过亿元的票房,除此之外,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英雄》并没有为人们带来什么,也没有为中国影坛留下什么,甚至欧美市场和各个奖项的铩羽也宣告了张艺谋的失败。张艺谋把“商业片”理解成一个单纯的“视听刺激”,把“主流叙事”理解成一个花哨的结构形式,把“东方特色”演绎成“故作高深”,他以为找到一个安全讨巧的题材却只停留在一个模糊简单的概念之上,想要做的面面俱到但却都只是表面功夫。电影的视觉效果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一个有力的故事情节作为支撑,画面和场景只是堆砌。在《英雄》里,张艺谋将画面和场景展现得美伦美奂,雄厚的制作班底和经费足以支撑他的视觉造型构想,但是缺少了扎实的叙事作为依托,他的视觉造型依然无法支持。一个空洞单薄的故事被结构得故弄玄虚,只学得《罗生门》的形式却只停留在形式的表层。或许离开了一个扎实的文本为依托,张艺谋的艺术创造力就十分有限。综观他十多年来的电影,大都有一个情节内核扎实的小说文本为他的造型艺术做后盾,他的色彩经营才得以支持。但在《英雄》里,喧宾夺主的所谓“造型艺术”把影片做成了“形式主义”,从无名到如月都成了张艺谋手中的活道具,众多明星云集的《英雄》,却没有一张真正如那个执拗的农村妇女秋菊一样让人记忆深刻的面孔。张艺谋把《英雄》当作买卖的本钱来经营,想要兼顾市场、利润、名声、奖项、文化性等各个方面。甚至在中国市场上大捞一笔之后的张艺谋还因为错失“奥斯卡”的入围而叹惋不已。但是这个只是简单堆砌了诸多东方元素,在叙事结构上漏洞百出的影片在海外市场上最终只是以勉强保本而收场。

  全国上映的《十面埋伏》,在宣传造势上又极尽能事,兴师动众又故弄玄虚,大抵如同2002年《英雄》一般热热闹闹。人物造型保密,拍摄谢绝访问,故事情节保密,梅艳芳的接任者揭秘,几十个歌星影星齐聚《十面埋伏》的首映式,其炒作姿态可见一斑。如此热闹的炒作提升了影片的身价,天价出售的拷贝又何尝不体现了张艺谋保本怕赔的心虚。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张艺谋甚至认为,他以前拍那些有思想有技巧的片子,也是当时时代的要求,现在时代不要求这个了,他就拍商业影片。这种说法也许是张艺谋对拍片环境的一种隐语,但是这却不能作为一味迎合的充分理由。只能说,此时的张艺谋,影片的运作只是靠技术和经验来支持,他对于影片内蕴的发掘、对于人性的思考早已经止步,他的经验越丰富,而也就越容易油滑。

  将近20年的张艺谋时代,今天如同一场即将散场的盛宴,杯盘狼藉中依稀可辨金杯玉盏,鸡肋鱼骨中看得出当年美食珍馔。如果当年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算作佳肴美酒的话,《活着》以后的作品只不过算得难以下咽的冷饭。许久没有新菜上桌,这筵席即将趋近尾声。如果张艺谋就打算这么靠着开采自己过去的“光环资源”,用刻意花哨的形式和宣传炒作来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靠贩卖东方元素迎合国际影坛,而不在影片的内容意蕴上狠下工夫的话,那么,持续了将近20年的“张艺谋时代”将在“十面埋伏”中趋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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