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尔本，比生活更加无聊的是电视节目，比电视节目更加无聊的是没有了。SBS的世界电影栏目则是遥控器上无数轮荒庄之中的一把屁胡——这些远离盗版盘、麻辣小龙虾、三里屯以及还珠格格的苦夜里，我还能奢求些什么呢？

　　SBS世界电影有三个主持人：白发叟，白发妪以及中年男。白发叟喜欢介绍一些偏门的年代久远的法国片，表情总好像新闻联播主持人念讣告，伴随着艰深的术语。中年男有一张市侩脸，经常在周六的晚上播放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烂片——那个时候张国荣邓丽君还没死，林青霞还没嫁，张曼玉的脸盘还是浑圆的，成龙的脑门上一道皱纹也没有——电影的情节总是很简单，对白总是很幼稚，结局总是很喜人。更喜人的是放完电影后中年男会一脸诚恳地说：我喜欢这部电影，我真的喜欢。随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带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白发妪，则像所有的白发妪一样，执著地钟爱一切与煽情有关的电影，甚至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说成“一部感人肺腑的，充满怀旧色彩的爱情电影”。真使人怀疑她在春情泛滥的年龄里到底有没有遭到过骚扰。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周三午夜，当白发妪说道：“这是诗，这是优美的电影散文，这是我看过的最美好的爱情故事之一，下面我们将看到的这部电影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导演——”我就知道不好了。

　　——果然是《我的父亲母亲》！

　　自《英雄》完败奥斯卡之后，本着劫后余生的庆幸，我不大想得起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却不期而至，让我回忆起当初曾这样辱骂过中关村的盘贩子：“这不就是一MTV么，你也敢当电影卖？！”。岁月如流水一去不回头，诚然我是老了，但依然经不起这种明目张胆的虚伪。白发妪大概不知道张艺谋是怎样从一大群妙龄少女里挑出他母亲的，她只看到一张悦目的小脸，两条麻花辫，一身红棉袄，于是就被感动了。如果换成魏敏芝，那会是什么情形？还有，郑昊后脑门那个土气的坡一定是化妆师比着尺子撮的，美伦美奂的乡村风光是摄影罩着滤镜挑的，章子怡那个不舍得不用的笑是对着镜子练的，我父亲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又莫名其妙平反的情节是张艺谋使劲编的——不然片长实在不够，投资商不会答应；还有还有，六十年代的乡村伙食比唐人街的中餐馆还要花样翻新——葱油饼，摊鸡蛋，香菇蒸饺，咄！这不是文革中的我国农村，这是桃花源，不知魏晋的；还有还有还有，我母亲在山坡上走来走去的扭腰动作是需要舞蹈基本功的，而那个假摔要是在禁区内，是要被红牌罚下加罚点球的……

　　——总之，这不是什么诗，诗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是《儿子与母亲》；这也不是什么散文，散文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散文是《乡愁》。这是来自中国名导张艺谋的一张廉价挂历，只能哄哄澳洲的迟暮琼瑶。

　　其实这还远远算不上无耻。遥想当年《红高粱》，不仅带来张艺谋的声名鹊起，也意味着第五代狂潮来袭；及至《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则已经演变成一枝独秀，隐喻着水淹七军了。这两部奠定名导地位的影片实质上又是什么呢？张艺谋亲口承认过，这是两部“打纪录片造型”的影片。换句话说，是两具精雕细琢的毛胚。众目睽睽，《秋菊打官司》中，巩俐不惜牺牲色相告诫影迷：作女人难，作不化妆的女人更难。整个世界终于看到了卸装后的大肚子巩俐，于是轰动了。张艺谋接着适时推出《一个都不能少》，包装到极致的一切加上一新视听的本色魏敏芝，成功地替换了巩俐。其实张艺谋无非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低级幼稚的道理：有志者事竟成。不能想象张艺谋真的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村妇能告倒支书，希望小学有希望，掺假化肥变成大粪，白条变成存折，小鬼夜哭，天上掉下公理、法制和大米白面。据说影片完成后，见识了红尘世界的魏敏芝十分萌动，做起了演员梦；张艺谋致信劝她：“好好念书，考上师范”。可见张艺谋通达得很，一次性的魏敏芝没法穿改良旗袍，只能现实一点去考师范。西方电影史的教科书中这样写着：整个冬天，纳努克家庭都在为弗拉哈迪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忙碌，无暇猎食储备，结果在第二个冬天全部饿死。没人能在电影史上抨击张艺谋谋杀、欺骗、愚民。他只是将一个偶发的抑或从未发生的童话事件铺开，当作普遍真理宣扬歌颂。作为一个中国电影艺术家，张艺谋最大限度地，也十分聪敏地利用了他的话语权。

　　真不想承认“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早达笑弹冠”，张艺谋却一次又一次带来惊喜。曾几何时，正当“表现愚昧与落后”、“迎合西方窥探心理”种种指责甚嚣尘上，所谓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影评的讨论如火如荼之时，拿够了国际奖项的张艺谋身轻一燕过，一纸千言书遥寄法兰西怒辞戛纳，隔海示威，这一招“无招胜有招”实在是高明至及。而后的张艺谋，时而玩票《图兰朵》，时而选美超模，网上招角儿，神行百变，高深莫测。好容易拍起电影，一部《我的父亲母亲》则连“弘扬民族文化”的虎皮都不屑再扯，免谈国事了，直接摆上一道水果拼盘。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经不起“捧杀”？鲁迅吧？！很明显鲁迅过时了。从《红高粱》，《菊豆》到《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好整以暇的张艺谋不仅名利双收，还就手捧红了巩俐及其衍生物们——张艺谋的红有目共睹，有诗为证：“手把红旗旗不湿，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不能不说明中国的文化精英已经学会了自保，他们摇身一变就从愤世跳到媚俗，他们领导着大众文化里的最流行，当然，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谁是艺术花园里的常青藤？李叔同死了好久，九九年的唐朝乐队还在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可以接受玉女明星未婚先孕，但不能接受崔健掉下任何一颗恒齿。老师说五十年成史，然而中国电影的第五代确实式微了，像AC米兰一样，八九十年代的黄金岁月一去不返。《刺秦》之后的陈凯歌惨淡经营，《和你在一起》终于开始揣摩观众了；田壮壮《蓝风筝》好看了很多，然而审片依然不通过；张军钊——谁知道张军钊在干什么？只有张艺谋，二零零二年岁末，赶在SARS之前，张艺谋给我们带来了横扫神州的《英雄》。

　　高中时，有个同学远赴白沟收毛片，结果包装火辣的录像带内容是《地道战》。去年冬天，很多北京的盘贩子无奈地走上了这条老路——据说《英雄》公映前市面上所有的盗版都是《洪熙官》，李连杰主演。在北京的那个月，正值《英雄》喷薄而出，从头到尾我体验了极为圆熟的一次商业操作，从大会堂的搜身到史无前例的铁腕打假，从铺天盖地的宣传到张艺谋拉下脸来为“XXX打架”而和某记者打架；感觉上正如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这确实值得写入史册，但不是电影史，而是市场学，放到各野鸡大学的MBA教程中，有教无类。

　　看《英雄》那天下雪，迟到了，进去的时候刚好见到章子怡在红缎子下淫邪地笑。再看二十分钟，发现这个故事就是李连杰不断地圆谎，陈道明不断地掰谎，最后二者之间竟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可李连杰还是被射成红毛丹抬出去了，为了一个什么模糊的“天下”。怪不得张艺谋大力鼓吹视听效果，不肯与任何人讨论影片主题和剧情。而结构，说到结构，《英雄》没什么结构，三段式自《罗生门》之后就不能算创新了，何况《罗生门》有戏剧张力。演员，说到演员，《英雄》没有什么演员，《英雄》里只有明星，他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让人看看明星们凑到一起是什么状况，不过章子怡的那个角色十分多余，好像后加上去的，不知道他和她私下里谁哀求了谁。音乐，说到音乐，《英雄》确实是有的，据说还是谭盾，还据说搞了很多元素诸如京剧歌剧秦腔等等，不知为何听上去十分囫囵，也许在追求庄子的大音希声。对白，说到对白，《英雄》的对白恐怕是张艺谋亲自操刀的——别人很难有那么大的自信露怯——并没指望张艺谋能从赵客缦胡缨默写到白首太玄经，然而读读刺客列传没有那么难吧？！像“你心里除了天下，还有什么？”“还有你！”这种东西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翻翻古龙，看看猪跑没有那么麻烦吧？！武术，说到武术，《英雄》用了经典梁和平，可惜《黑客帝国》之后，《东邪西毒》之后，哪怕《双旗镇刀客》之后，再在推拉摇移上玩花样就不那么唬人了。最后说说视觉效果，张艺谋的意思是，多年以后回首往事，你一定会想起《英雄》中的某个镜头。我认为他言重了。画面不仅仅是构图、对比色、一级风下的九寨沟之类，“风萧萧兮易水寒”七个汉字就有一副立轴的神韵，《英雄》如果把空镜头剪下来接一接，或者可以在“请您欣赏”栏目里播放，招揽一些国外旅游者。

　　2003年年关过后的北京迎来了一个多事之春，“非典”让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包括《英雄》的败北奥斯卡——如今的老外也不是那么好蒙了，据说甚至有老外要求批准他们入住三星级宾馆了！墨尔本的中文报纸一窝蜂地骂过几句《英雄》，一周之后又被分类广告取代。直到后来，才又在网上看到金庸批评《英雄》，紧接着是陈凯歌。张艺谋反应很快，也很妙，他说，无论如何，《英雄》仍是迄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揣摩其引申义，好像卖猪肉的小贩驳斥同行：“我就是卖得好，我就是挣得多，有本事——你也注水呀！”

　　“非典”过后，听说簋街的麻小一如既往的辣，后海的夜晚一如既往的奢靡，周末的钱柜麦乐迪一如既往的充满了熟人。我们的北京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厚道，并且天生懂得辨证法——WindowsXP推出后，夸2000的人多了，央视的《射雕》播出后，骂《笑傲》的人少了。据说张艺谋已彻底拉下艺术的面皮，变本加厉地炒作出万事俱备，只欠挨骂的《十面埋伏》，然而我无法看到，还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遗憾。

　　隔海看去，只觉那城市永远风华正茂，热闹非凡；一切的一切似乎注定成为尘埃，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非典”。西华门外的灌木拔了又栽，老城墙一再翻新，月光仍照着护城河，逝水东去，唱的还是那一首老歌：“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