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有一首俄国歌曲唱到：“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人心欢畅……”用它来比喻时下北京五月的文艺繁荣景观是不过分的。连续几年来“相约北京”的系列演出活动成为京城在经历了春天无奈的沙尘暴之后一道暖人的风景，今年更是好戏连台，除了惯例的北京国际电视周、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二届北京国际戏剧季也悄然融入这一行列，这些鳞次栉比的节目颇有使京城的百姓目不暇接之感。国际戏剧季的举办无疑意味着政府对戏剧的重视，它的意义远大于类似某个高校或剧团举办的国际戏剧节，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好戏，如果不能走出学术的圈子，戏剧与民同乐的理想就只能是一纸空谈。北京本已拥有全中国素质最高的观众，对世界最好的文化艺术也有极大的渴求，戏剧季确乎是全民拍手称庆的好事。不过，在频频奔走于各大剧场之时，我也观察到许多观众对于戏剧季的一丝茫然，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演出风光是无限的，而娱乐资金是有限的，选择什么样的戏与家人分享？什么样的戏适合恋人？什么样的戏最好独自去看？对此，观众是盲目的，而戏剧季的组织者恐怕还未能给以更好的引导。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的大众可以说别无选择，他们在选择一部戏时之前一定是看了大量媒体相关的报道才那么痛快的付钱的，我亦觉得今年的戏剧季宛如一场无主题变奏。

　　我们为何要去朝圣？——关于《猫》

　　我们奔向人民大会堂，因为从去年的今天起，“猫” 已经在京城喵喵地叫了一年了，人们为见“猫”的庐山真面几乎害上相思病，所谓抱的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这几乎已成公理，不然，不能用这些世俗的“偏见”去棒打我们心仪的事物。虽然，在大会堂一睹“猫”容后我更加确信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只存在于想象和偶然，但仔细想想，我们并不能迁怒于《猫》本身。

　　曾几何时，但凡西方名气最大的舞台艺术移植到中国后都犹如泡沫般膨胀一番。媒体极尽宣传之能事，帮助承办方实现票房的最大效应，演出人则不管何种好戏一律铺排庞大的场面、罗织众多的观赏队伍，好在中国就是人多，所以往往能够一呼百应。不过，“三高”再顶极，《阿伊达》景观再宏大，也就是个外来演出，但国人却沉浸在由媒体营造的这种宛如“朝圣”般的气氛之中，倒是有些奇怪了。这一次，不知是谁把《猫》放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主意真是颇具中国特色。效果如何呢？《猫》舞台原来是依据猫演员特制了一个环形舞台，但这个舞台放到超大的中国大会堂里所有的道具尺寸都显得太小，要是按照大会堂的舞台重新放大比例来做，所花费用很可能超标，中国承演方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依原样搭景，而露出来的“补丁”用黑幕填补，这虽犯了舞台的大忌，但一般的观众倒是看不出来。北京没有哪个剧场能象大会堂那样装进那么多的人，在那里看演出一定是万民同乐吧？去除政治因素的神圣感和神秘感，你会发现进去一趟一点也不轻松。据说大雨阻隔交通的某一天，不少人心急火燎的迟到后又被严肃的警卫战士责令存包（存包要付费，取包时还要排队），几乎饶行半个会堂，再通过验票、安检，在黑乎乎的剧场里摸到座位后就只有听“memory”的份儿了。在二楼的剧场里没有我们习惯得见的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后来听说大会堂的安全保卫是很出色的，不过他们对演出需要的肃静似乎不管），座位上的人聊着天，过道里的人随意走动，这倒是中国人的好习惯，一有机会就把看戏当坐茶馆，连在人民大会堂也不例外。有些人开始怀疑，我花工资的十分之一坐在这里是物有所值的吗？

　　后来有人说此《猫》是“盗版”，也有说是草台班子的，这倒欠公允。《猫》自诞生日起就有一套相应的拷贝体制，就象麦当劳在世界的连锁店一样，你能说北京的麦当劳就和美国的麦当劳口味一模一样吗？显然你不能因此指责北京的麦当劳公司吧。我们眼下看到的《猫》是由澳大利亚的某个公司承办的，并且所有亚洲地区的《猫》都出自它手，它既然能得到韦伯的授权，自然还是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水准。人们对《猫》的不满足是因为在人民大会堂看《猫》就象在飞机上看长城，太远了，无法和猫亲热。演出者似乎忽视了一个常识：一部舞台剧它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猫》尤其如此。“猫”剧场的观众不可能太多，因为人要有与猫为伍之感才是《猫》剧本意。为此演出人又出一招，招募本地猫速成培训，使其在广阔的大会堂里游走，二楼的观众正拿着望远镜费劲地看舞台，突然身后传来“中国猫”的歌声，好不意外，不过这点“亲密接触”掉到中国人堆里显得牵强，人们的表情好奇、审视多过欣赏。其实，当二楼的观众看舞台上的猫还不如看舞台两旁的大屏幕来得清晰时，这已经是对《猫》剧、更是对注重现场交流的戏剧本身的一个绝大嘲讽。西方的一出商业剧竟然让中国人象“艺术朝圣”似的为之买单，这又说明全球化的一次胜利。这个曾红极一时的音乐剧如今既已吊不起西方人的胃口，精明的商人就把它拿到中国来榨取利润，据说《猫》剧向中国方索要了高额的出场费，其实我们不是要非选择它不可的。难道北京已有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觉得高昂的票价不成问题？还是制作者坚信最后那些庞大的演出费用依然会落到出羊毛的羊身上？可惜，被市场调教得慢慢成熟的消费者对物质产品的高下越来越心里有数，却对文化产品的好坏少有鉴别力。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大会堂做戏剧演出并不合适，人海战术在这里虽然能获得经济的丰厚回报，却隐含着日后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因为每一次叫人失望的演出对观众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对高价的国外演出生出不信任和抵触心理，二是对戏剧演出越来越冷淡，中国的戏剧市场还未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我们每一次演出行为其实都不只是那一次演出本身，但愿不要给它的长远发展留下阴影。

　　一般与不一般——《生日宴会》及其他

　　我这么责怪《猫》还是因为它树大招风，其实《猫》还是只好“猫”，“memory”尤其好，只是眼下进驻中国的《猫》一是旧二是贵三是剧场效果不太佳，中国的消费者应该有这个知情权的。要是戏剧季的宣传不那么偏爱《猫》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知道还有些比《猫》观赏性不差且少花钱的戏可能真正过瘾，比如德国的《生日宴会》。讲到父亲对儿子和女儿的性侵犯，这个题材可能让中国人听了甚感意外，我并非主张老百姓都去看一把乱伦。其实去除些猎奇心，直接体会剧中人在揭露父亲暴行时的勇气和痛苦，马上就进入了主人公那种备受煎熬的心理历程。剧场自始至终的压抑气氛呈现出德国深厚的表现主义传统，但又非常符合苏联一派心理现实主义的情感逻辑，尤其当音乐一起，几乎使人潸然泪下。我所惊讶的是虽然没有与欧洲人相同的宗教背景，却感到经历了一次类似灵魂救赎般的历练过程，这恰恰非常接近戏剧的本质。当把这些观感告予某位云游西方的高人，他很平静的说这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属于“一般”的小剧场戏，随处可见的，创意不算新，属于极简主义的风格，除了音效是国内剧界的弱项外，其他如电影画面定格的手法都不新奇。确实，要说单拎出其中哪项技术元素，北京的戏剧能人在数年前都已做得到——舞台可以一样的简洁、朴素，灯光可以一样的干净，但就整体感而言，北京剧场离这个“一般”恐怕还有些遥远，因此让观众见识这样的剧其实是获得话剧审美意义修养的一次机会，当他们再次面对国内剧场的五花八门时可以有一个明心见性的参照而不至于被蒙蔽。所以尽管国外的观众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然而他们的一般对于我们还就是不一般。

　　现在不知道另外两出名剧的演出水准在国外是否属于“一般”，只是觉得他们盛装来到的中国剧场里有些冷清，与他们的名气不太相符。《培尔·金特》和《等待戈多》是北京戏剧界翘首以待的两部作品，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原产地出口品，一个是北欧高地的浪漫派，一个是爱尔兰岛国的荒诞派，也都并不为中国观众所陌生。前者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是徐晓钟导演一部为业界所称道的代表作品，可惜此次效果不太理想，可能与原来在挪威的户外演出改成室内有关。后者的“戈多”早就是我们的熟人了，林兆华将它与《三姐妹》并置，票房惨淡；任鸣则索性将它演绎为歌舞剧。当年孟京辉在校园里鼓捣这个戏才25岁，郭涛和胡军就更年轻，如今他们都已成为演艺行业的风云人物了。如果我们对剧本熟悉一些的话，这几位与作者贝克特密切接触的老演员没有给我们在剧本之外更多的意外感受，剧场本不够满座，有些观众又照例的睡着了，显得闷了些，相比之下戏迷们怀念起孟京辉版挥洒的青春和激烈，恰好看见郭涛坐在台下，这个当年的“愤青式流浪汉”其时正在一出法国戏（国家话剧院新近改编的雨果名剧《九三年》）中扮演年近七旬的老贵族，颇受观众拥戴，他一袭白衫似乎还透着那么些《九三年》舞台上的贵族范儿。据说《培尔·金特》和《等待戈多》的票房都不太好，可能中国观众在经历了《猫》的狂热后，觉得戏剧季可能是以音乐剧为主，所以安心等着最后的那位“月光女神”来养养耳朵。

　　温故而知新——《油漆未干》

　　国际戏剧季里最容易把国内剧与国外剧匆忙作比较，其实没有必要。要是这样比，《油漆未干》这出纪念予倩先生诞辰115年的戏就太老了，我倒觉得，这出戏比中央实验话剧院在1983年演出时更有当代性。从剧作上讲，它采用典型的“三一律”和写实主义的手法，这是当年欧阳予倩先生翻译此剧给中国话剧做范本的缘由。这出戏的名气虽然不大，可看性却不低，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百姓对话剧的感情不深，与看这种类型的话剧太少有关。莎士比亚固然好，中国搬演者却往往过于注重表达自己的新意，哲学层面把握不当，有让人望而生畏之嫌；契柯夫也很妙，但其含蓄的表达方式非隽永型的文化人才能享用，而勒内·福舒瓦这个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法国作家虽然是为大众讲了一个他们所陌生的艺术家的故事，故事却很好懂。稍具艺术史的人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艺术深刻变化的时代，也是艺术和艺术家本人被历史淘汰和拣选最不可思议的年代，曾经被评论家讥笑过的“印象”和“野兽”等讽刺性用语马上被艺术家认作桂冠，既而成为风头最健的某一个流派得到承认，商人也加入进来给予追捧。从此以后，艺术和公众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评论家再也不敢公然嘲笑新出现的任何一种语言样式，而是去揣度、论证艺术家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大众则更不敢表示出反对，因为那样只会显示出自己的无知。现代艺术还制造出这样一个神话，天才艺术家在世时注定穷困潦倒，只有在死后方显英雄本色，画价飞上了天。《油漆未干》是对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我们可以把未出场的穷画家克里斯宾想象成现在最著名的现代艺术的某大师，他病了还坚持在户外写生就很象凡高，他画石桥等和抹颜料的方式也叫人想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许多名作。剧中的哈医生、达伦、罗逊和但文波分别代表了大众、批评家和商人的典型做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上所述。这里不便讨论它的剧情，情节无疑是非常真实可信的，它使对现代艺术还远不够熟悉的中国百姓得到一次法国味儿的教育（当然是寓教于乐的教育）。在另一个层面上，当看到剧中的商人们为寻找画家的遗作而殚精竭虑时，有心的观众会发现从那时起资本已向艺术渗透，而百年之后的今天资本渗透了一切，这也带来良多的感慨。好在北京人艺的演出不玩花招，朴实、诚恳，镜框式舞台，写实的布景，真挚的表演，是对传统话剧的一次扎实的表达。艺术史与话剧味道的双启蒙，是《油漆未干》历久弥新所在，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未建立良好的人文教育体系时，看看《油》这样的戏也许能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拉拉杂杂地数了这几出戏后，想起国际剧协主席曼弗雷德介绍德国的一个中等城市伊斯巴顿的戏剧演出状况：伊斯巴顿比北京小，有28万人口，它每年的800多场演出有35万人来看，演出的市场相当饱和，演员的工作热情都很高，这让北京的戏剧人非常羡慕，原本以为北京的演出已相当繁荣了。已办了两届的国际戏剧季崇洋之风很盛，不过话剧本就是舶来品，但引进的外国戏剧里总是商业剧占优势这似乎高估了目前老百姓消费戏剧的经济能力，商业剧必然意味着高昂的票价要把普通百姓挡在门外。如果我们把这些戏连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主办方请来的这几出戏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在宣传上习惯地将重点攻势都投到开幕式或闭幕式的演出上，中间那一长串演出则显得声音寂寥了些，使观众错失与他们所能承受票价的好戏相见的机会。戏剧对眼下的老百姓到底算什么？办戏剧季的目的又何在呢？如果戏剧季要一年年地办下去，它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我想当然不会只是给北京的演出市场提供一个经济增长点吧？演出固然需要赢利，但国家文化机构的演出公司是否以赢利为第一位呢？那样便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只是让官僚资本挣到了钱却让老百姓对演出季产生不信任，那岂不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先进文化的一大损失？避免这种情况其实也很简单，作为主办方的演出机构适当的邀请一些戏剧界的专家、学者作些剧目上的论证就不会失于偏颇，关于这一点，已经成功运作了几年、深受百姓喜爱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就做得很好，戏剧季其实很可以借鉴。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纷乱无序到主题明晰的过程，我们对去年才刚刚启动的戏剧季当然也抱有这样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