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清晨记者再次拨通王伯昭电话，正在拍摄现场的他很疲劳地表示，“我一定会告他，律师还需要调查，到底要多久我也不知道”。

　　随着调查举证进入胶着状态，随着王伯昭日渐低调，这个近2个月来几乎印刷在所有大众期刊上的名字，似乎正在淡出我们的视线。然而我们无法预计的是，一旦这场事先张扬的诉讼真正形成，那是否意味着另一场更加猛烈的道德审判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2004年9月18日的夜里，王伯昭在《花无缺和小鱼儿》剧组因为8－10秒的殴打情节而受伤。而这个所谓“借戏伤人”事件因其特殊社会性质可被安放在法律、经济、道德等等一系列框架内诠释。

　　但在另一方面，截至2004年11月3日凌晨为止，共有362395名读者参与新浪网有关王伯昭综合报导的不记名投票，其中接近21万张选票认为“王伯昭小题大做”。

　　在案件正式起诉和法律最终判定出台之前，作为旁观者我们其实无权主观臆断双方对错，但就“王伯昭事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与现阶段社会普遍负面反应来看，本次事件调查所缺失的大量细节或许正是造成双方歧义的原因。

　　我们是否真的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了解本次事件的细节呢？在那些让所有人觉得烂熟的王伯昭自叙中，是否还有一些细节是媒体从未碰触过的：

　　“我感觉(打人过程)有8－10秒”

　　“张卫健一屁股坐在我肚子上”

　　“谢霆锋踢我左腿根，我想着就后怕，差点踢到关键部位”

　　也许，其中某些细节会成为决定“王伯昭事件”未来的重要关键。

　　2004年10月27日深夜，记者拨通了王伯昭在宁波拍戏使用的临时电话，并和他进行了一场事件细节全面回忆。虽然在记者追问某些细节，以及媒体相关报道时，王伯昭表示他已“不想再想，不想再说”，但在回忆到“张卫健坐在我胸膛上打我耳光”等片段时，我昂伯昭的叙述逻辑清楚，记忆细节非常清晰，且随着情绪激动，语调逐渐变得高亢。

　　记者随后开始设法联系王伯昭简历所载称其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的UCLA大学、国内媒体称将张、谢列入“黑名单”的美国演员工会，以及国内专打名人诉讼的法律界专家，以印证事件以来王伯昭单方面叙述的侧面真实性。

　　截至发稿前，本报仍在尽力联系张卫健及谢霆锋两人。

　　事件细节回放

　　拍摄前

　　“张卫健是策划”

　　王伯昭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初就肯定地说，目前就本次受伤事件向张卫健、谢霆锋索赔金额已经确定，两个人的索赔金额加在一起总额100万。按照王的主观意愿，张卫健应赔金额应该更高，因为“张卫健是策划，首先从改剧本开始就是他，让我从‘活人’变成‘死人’”。

　　王伯昭“策划者”推论的依据是：“那天晚上(9月18日)拍摄的时候，所有灯光都架好了，我们演员都到现场了在旁边呆着，当时要拍的34集剧本临时作废，张卫健用广东话在和导演嘀嘀咕咕，张卫健说得多，导演说得少。”

　　由于电视剧跳拍的缘故，在已拍的《花无缺与小鱼儿》36、38集，王伯昭仍是个活人，因此在王伯昭看来这次临时改戏非常不合情理。

　　总导演王晶则被王伯昭排除了临时改剧本的可能，“王晶在到医院看我时，他的话侧面印证了我的猜测，因为当天晚上他在从香港飞北京的飞机上，不可能临时改剧本，而且也不知道整件事情”。

　　王伯昭还认为谢霆锋是事件“从犯”，因为当时谢和其他演员一样都在等待，“谢霆锋没说什么，他就和其他演员在旁边呆着”。

　　截至目前，王伯昭很难直接证实他的猜测，因为王伯昭承认“我不懂广东话，我看到都是他(指张卫健)叽里呱啦在说，我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我是猜测”。

　　“张卫健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打这么重’，谢霆锋也说‘我就踢这么重’”。

　　按照王伯昭的说法，9月18日晚上他到现场，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本来我们是分A、B组开工，但是当天晚上我到现场发现B组没开工，B组所有香港人都跑到A组来看，当时有20多个香港人在旁边看”。

　　在这种特殊气氛下，同时又面临临时修改剧本“打尸体”的情节，王伯昭说他曾提出过自己的异议，“我说后面还有20多场戏，万一‘打尸体’打出点什么事就不好说了，能不能用替身”。

　　但是对方认为用替身很容易穿帮，于是王伯昭又要求张、谢示范力度到底有多重，为取消王的顾虑，张、谢两人真的做了亲身示范，“张卫健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打这么重’，谢霆锋也说‘我就踢这么重’”。

　　如果完全根据王伯昭的叙述逻辑倒推，张、王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人“抢戏”上，为什么私人龃龉会演化成为香港制作群体和王伯昭之间的紧张情绪？而原本旁观的谢霆锋为什么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