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台拍戏只觉得自己是工业生产的一部份

　　新京报：你在《英雄时代》中扮演的是一个女记者，听说这个人物是你自己选择的，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角色呢？

　　丛珊：我一直想演一个知识女性，有智慧的那种，是用脑子、用思想活着的，而不只是那种花瓶似的表面的人物。我觉得记者应该观察很敏锐，而我自己对社会问题也比较感兴趣。

　　还有就是94、95年那会我曾经在凤凰卫视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但是主持的是娱乐节目。

　　新京报：当时怎么会想当主持人呢？是想尝试一下吗？

　　丛珊：那会也没刻意想要怎么样，正好路过香港，有朋友说招主持人呢，我就顺路去看了一下，就这么干上了，但后来觉得自己不大适合娱乐节目。

　　新京报：你从法国回来以后好像有一段时间在港台工作的时间比较长，还拍了像《戏说慈禧》这样的作品，会觉得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我们的有很大不同吗？

　　丛珊：其实我感觉特别不一样。以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学的是艺术，是多严肃、多神圣的，但像在香港台湾拍戏时，你就只觉得自己是工业生产的一部份，是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牧马人》让我过早进入了社会

　　新京报：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很怀念《牧马人》那部作品，《牧马人》给你带来了什么？

　　丛珊：我想可能是让我过早进入了社会这个层面，当时拍《牧马人》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生活一直都很简单，每天只要面对学校那么点事，但是拍完《牧马人》之后一下身份就变了，变成公众人物了，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还有采访。

　　新京报：是不是让你简单的学生时代结束得太早了，成熟得有点快了？

　　丛珊：没错，当时这种突然到来的身份和我本身的身份之间的矛盾让我挺苦恼的，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那时跟现在的情况还不大一样，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娱乐圈，也就是大家茶余饭后‘乐’一下呗，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挺严肃的，所以当时我特怕有记者采访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就会跟记者说‘你别采访我了’，当时人家还会觉得我这是骄傲。

　　新京报：可能这种情况在现在会好一些，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在一开始拍戏或者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成名的心理准备了。

　　丛珊：也许吧，现在的物质取向比较明显，很多人觉得当演员好是因为可以很风光，赚很多钱，穿漂亮衣服，得到名和利都很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很多人为了这些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我那个时候对物质的要求会简单很多，你看现在那么多电视广告，里面鼓励的都是人对于某种欲望的满足，现在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优质的、劣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我们成长的年代则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上次我和一个朋友出去，她突然对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越挣越少了，怎么买一个东西要想这么半天呢？那是我们对物质消费的观念比较成熟，不会被物欲所左右。我现在每年只工作那么一段时间，挣了够花的钱就行了。

　　那个时候的思念特别长

　　新京报：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红了的？

　　丛珊：其实我是在这几年才意识到自己当年“红”的概念，因为现在有“票房”这个概念，当时哪懂这个呀，刚放《牧马人》的时候全北京的电影院在一周之内只放映这一部电影，这是多少的票房呀。

　　新京报：那当时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是什么感觉？

　　丛珊：那时候我还在坐公共汽车呢，在车上就经常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的，而且还会有人在后面捅你一下什么的，我当时只是觉得压力很大，而且这会让你丧失一部分的自我。比如任何人别别人在背后突然捅一下都会不高兴，但是我无论高兴还是不高兴展现出来的只能是高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如果你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人的什么心理，都会被指责为骄傲什么的。其实观众更愿意接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新京报：之后你去法国读书是不是也挺苦的，会为学费而发愁吗？

　　丛珊：我当时拿的是法国政府奖学金，所以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主要觉得苦是因为太想家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以发电子邮件、打电话，那时最主要的就是写信，所以思念会显得很长，人也特别有耐性，现在的人则显得越来越急了。本报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