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3年零6个月，牛群所做的一切，好似仅只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人”，可他的“证明”，却残酷地建立在蒙城百姓渴望致富的期盼上，可笑地建立在中国吏治体系的漏洞上，无情地建立在政府官员的虚夸浮躁上

　　地方经济与牛群品牌的悲剧

　　牛群黄了，牛群败了，在债主们一片追讨声中，再度成为媒体焦点的牛群拒不接受任何采访了。

　　这个一度靠媒体报道、宣传、炒作出来的著名相声演员、摄影大家、副县长、特教学校校长、董事长，怎么突然就与媒体格格不入了呢？

　　其实，人家并非不见媒体，人家只是此时不接受任何采访，也许是不便，也许是不愿。但人家绝对有话要说，要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全盘拖出事实。”然而，已不像以前那个年代容易轻信的善良的中国人，不禁仍要发问：如今早已是公众舆论自由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站出来，为自己讲话，说出真相，何况更有话语权的“名人”。有什么话非得等时机成熟了，而时机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

　　这样的发问，让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推测，并且是常人都会得出的推测：如果没有问题，干嘛非得等“时机成熟”。

　　三年零六个月，三大杰作变成三大败绩

　　翻开牛群挂职副县长的蒙城经历，3年零6个月，1270个日子，这位北京来的娱乐圈名人，除了为蒙城组织和参加出头露面的各种活动外，实实在在只干了3件事：牛群中国商贸城、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五子牛矿泉水。这3件事，一度被称为牛副县长的“三大杰作”。

　　如今，“三大杰作”终于演绎成“三大败绩”，其间充斥着太多的扑朔迷离：大量的捐款哪里去了？牛群裸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间夹杂着太多人的各种情感：债主的愤怒、农民的悲怆、师生的迷惘、官员的困惑......

　　善良的人们啊，仍然相信，如此后果并不是牛群的初衷，想必牛群本人也为这样的结局而痛苦，毕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名望遭受如此大的损伤。然而，一切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好似从它出现的哪一天起，就注定了今日的结局。

　　偶然中的必然？这是为什么？

　　还是让我们用记录的方式，陈述并点评这个过程吧。

　　政绩工程延伸到一个相声演员的身上，促成了这段符合多方利益的政治秀

　　2000年12月29日，经安徽蒙城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牛群以挂职锻炼方式走上蒙城“政治舞台”。他的头衔是副县长，主管“牛文化”和“牛经济”，前者主要指对有“中国原始第一村”之称的“尉迟寺遗址”的两次发掘工作；后者则是参加省级黄牛市场的建设。

　　蒙城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像遍布中国的所有偏僻小县城一样，它姿态平庸，几乎没有任何进入外界视野的理由。

　　牛群为什么挂职这个与他没有任何渊源的小地方？

　　一切源于蒙城五洲牛肉集团公司总经理于世民。为打开“五洲牌牛肉”牛肉更大的市场，于世民四处奔走寻找品牌代言人。经娱乐圈中人介绍，他认识了牛群。

　　让牛群代言牛肉，于世民感到恰到好处的融合，加上牛群已是著名相声演员的身份，他相信如此代言的广告效果一定最好。

　　如果于世民是一个商业意识大于政治情结的商人，也许关于牛群的一切都将不会发生。偏偏这位五洲牌牛肉的老总，更希望促成的，是商业与政治的结合。他找到县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构想。

　　碰巧的是，蒙城县1988年被命名为“全国养牛大县”，县领导也为如何打造“政绩工程“而费尽心机。于是，时任蒙城县县委书记的孙克杰，提出了聘请牛群做蒙城名誉县长的意向。

　　已有著名相声演员、摄影大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等诸多头衔的牛群，却不要那“名誉”二字，他直接表示：自己是个实在人，不喜欢虚的，要干就干个实在的。在牛群的直接授意下，繁琐的组织程序最终在24小时内办妥，牛群下派蒙城，在一片争议声中，出任挂职副县长。

　　当政绩工程延伸到一个相声演员的身上，我们看到潜伏在中国商人、艺人心底深处的“从政”情结，也看到了中国官员对“政绩”的错位理解。

　　当这一切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特殊地发生时，便有了这场符合多方利益“政治秀”的粉墨登场。

　　然而，当事人于世民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承认当时只停留在“制造轰动效应”的广告策划上，并没有向更深的领域延伸。至于为什么会有后来的一切，他也有点说不清楚。

　　那么，同样作为当事人的牛群，你能说清吗？

　　试想一下，连比你名气大得多的施瓦辛格也需要靠竞选来当州长，而你却可以一夜之间走马上任，这种于情、于理、于法皆不妥当之事，你真的不干为好！

　　一切为了孩子，真情告白感动过许多人

　　2001年4月12日，上任三个多月的牛副县长到“蒙城县聋哑学校”调研，被学校艰难困境所触动，当即宣称要让孩子们尽快从破旧校舍中搬出。当年6月1日，搬进新校舍的学校更名为“牛群特殊教育学校”，牛副县长同时出任第一校长和法人代表。几个月内，牛群为学校募集到300多万元捐款。

　　身为副县长的牛群，在蒙城没有办公地点，也不在蒙城拿工资，用他自己的话是这样表白的：“我是自带草料来挤奶的，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回报蒙城人民的厚爱，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当五洲牛肉“火”起来时，当蒙城因了“牛县长”知名度大大提高时，当牛副县长代表蒙城参加了广交会、深圳高交会等各种商贸活动，并真的引来捐款和投资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牛群的真情告白。蒙城县也为此给了这位名星副县长极大的荣誉，县委县政府专门下发了《中共蒙城县委蒙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向牛群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党政干部向“牛副县长”学习。蒙城县的干部群众说得更为直接：如果没有牛群品牌，别人根本不知道蒙城。

　　几试身手的牛群，感动了别人也被自己感动，他在人生角色的瞬间转变中，开始意识到更大的舞台已经开启。

　　牛群，当上帝向你打开一扇窗时，就一定会关上一扇门。那时的你，肯定忘了这句谚语。

　　无所不能的膨胀，滋生出向实业家转型的梦想

　　2001年7月28日，牛群中国商贸城动工兴建；2002年5月8日，商贸城正式营业。一座号称投资2个亿，占地300多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贸城在蒙城“拔地而起”。开发商因用“牛群”两字为商贸城冠名，而赠送牛群价值100多万元的18间商铺房屋。

　　牛群中国商贸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快速兴建，无形资产迅速地转化成有形资产，空手套白狼般的资本运作，让蒙城人看到了牛副县长的能量，也让牛副县长认识到自己的“无所不能”。

　　好像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牛群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他渴望完成从文艺家到实业家的转换。不仅如此，他还势必是快速成功的实业家，别人1年2年，甚至3年5年办不成的事，他只要短短几十天或几个月就能完成。

　　牛群凭什么，不就凭他这张脸，这张有名人效应的脸嘛。

　　据说，当时有100位浙江商人，就准备在牛群中国商贸城投资建立“永康五金一条街”，使蒙城成为皖北辐射鲁苏豫周边4千万人的五金商品集散地。

　　他们正是冲着牛群而来。

　　项目的成功，公众的追捧，给了牛群更足的底气，他再一次坚信自己“无所不能”。

　　既然无所不能，当然就要干更大的事。“此后的牛群有些膨胀”。蒙城有官员这样说。

　　膨胀，带给一个人的最直接效应，就是认不清自己。

　　牛群，你真的无所不能，你具备了成为实业家的素质与品质吗？

　　公制改民办，特权之下是国有资产的另类流失

　　2002年8月，牛群坚持将“牛群特校”改为民办，并更名为“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牛群拥有学校全部股份。学校原有的34名教师集体辞职，有老师称，原先资产仅千元、负债6万余元的学校此时已有以捐款为主体的资产800多万元。然而，历经两年民办运作的学校却一直经营不佳，并筹备交还县政府，进行又一次所有制的转变，不过此次是由民办转为公制。然而，此时县政府仍然称学校拥有资产800多万元，负债仅90多万元。但有知情人称，实际学校几乎没有值钱的固定资产，账户中的现金不足10万元。

　　沉浸在“干大事”、“干实业”的快感中，牛群做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接管公有制的蒙城聋哑学校，不仅两番更名，还在所有制上进行了最彻底的更换。一所公有制的学校，就这样以民办的形式，收入私人囊中。

　　不过此时牛群的更远大的目标，是成立教育集团，他要在蒙城创办“国际一流的特教学校”。为了实现为蒙城孩子“造福”的梦想，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分别从蒙城板桥镇、三义镇“圈地”800多亩和100多亩，甚至不用履行报批手续。

　　至于为什么蒙城给它的牛副县长如此大开绿灯，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名人光环加上广泛交际，在有了“副县长”这一政治头衔作支点后，便演绎出顶着“办教育”、“求发展”、“追求眼球经济”等名目下的各种交易。暂且不论这些交易的合法与否，但“牛副县长”职权的无限大，责任的无限小，甚至特权之下国有资产的另类流失，却是不争的事实。

　　此时的政纪国法，安在？

　　不知有话可说的牛群副县长，可否为公众解答这样的疑惑。

　　玩转资本，实业扩张，校办企业成了导火索

　　2002年8月学校改为民办后，牛群作为法人代表建立了“五子牛饮品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由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投入主要资金，性质为校办企业。公司同样经营不善，到目前没交过税，学校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2004年蒙城县对其审计后称，该公司账面资产480.23万元，负债427.07万元。这些债主包括当初出让土地的当地农民，与公司进行过装修、运输、饮水机等各种业务的生意伙伴。2004年6月，“五子牛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主们把法人代表牛群告上法庭。牛群好似颇有苦衷地声称：债是别人欠下的，只因我是法人代表，所以承当了还债的名分。在法院和县政府的干预与协商下，牛群答应7月20日还清所欠款项，可是至今仍有部分债主没有讨回属于自己的债务。

　　牛群中国商贸城的崛起，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的改制，五子牛饮品公司的扩张，一度成为牛群“玩转资本”的三段佳话，但这三段佳话均没能经受得了三年时间的考验。而标志着实业扩张、生产矿泉水的饮品公司经营不善，再加上后来债主追债，引发了公众对牛群蒙城是否“敛财”的置疑。

　　产生此种置疑，不得不说再正常不过。然而，让人不解的是，置疑归置疑，一切仍然朝着人们不愿看到的方向，走得越来越远。这时的牛群，拿出来的名片上，已经有五个董事长的头衔，他那非官非商、不官不商却又既是官又是商的身份，显得不伦不类，特殊而怪异。

　　蒙城官员与群众提到他们的牛副县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牛群，他比较特殊。

　　老实巴脚的蒙城百姓，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牛群特殊”的事实，可我们的吏治体系呢，难道也要毫不顾忌地接受它，接受这样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从政玩笑和游戏吗？

　　几百万善款滚滚而来时，演出了一场近乎闹剧似的裸捐

　　2002年8月至12月，牛群先后进行了五份声明与公证，将特校和校办企业中属于自己的有形、无形资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死后遗体捐赠。牛群也对自己的家庭财产和遗嘱进行了公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裸捐”。

　　凭着特殊教育学校的招牌，凭着牛群的集一身的各种头衔的影响，各界人士捐赠的几百万善款滚滚而来。而伴随款额增大的，却是特教学校和校办企业饮水公司经营不善，甚至外欠债务，学校也有些经营不下去了。强烈的反差，必然引来外界的质疑，也就在此时，牛群借助媒体，上演了近乎闹剧似的“裸捐”。

　　裸捐，成为牛群对所有质疑的回应，他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所有的谋利不都捐了吗？

　　这真的是很漂亮的创举，当有人对“裸捐”所不耻，认为“何必搭上身家与遗体”时，竟然有媒体对此严加挞伐，直指这种认识“玷污了牛副县长的高尚情怀”。

　　然而，无论对“裸捐”持何种态度，当后续的事实接踵而来时，再回过头去细品“裸捐”，总觉得它更像是一场“策划”。

　　如果只有公正与良心可以鉴赏出真相的话，我们真愿意一切并不是这样。

　　审计还以公正，否定牛群就是否定自己

　　2004年7月26日，蒙城县委小礼堂举行了“中华慈善总会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移交仪式”，安徽省民政厅领导、亳市副市长、包括牛群在内的蒙城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参加了移交仪式。蒙城县委县政府出示了有关审计资料，牛群在担任所创办的企业董事长其间，没有任何挪用、侵占企业资产等违纪违法行为。审计资料显示，到6月底，五子牛饮品公司账面反映资产总计452.72万元，其负债总计395.34万元，所有者权益57.38万元，目前已偿还债务130万元。资料还显示，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从当初的2100元起步，目前已拥有净资产938万元。仪式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代表该会将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当场多交给新任命的特教学校校长高伟。

　　据说，从公有制转为民办，又从民办移交回公有制的蒙城特殊教育学校，集体辞职的30余名教师，也重新回到学校，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原任副校长、新任校长高伟，对此什么也没有说。倒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代表，对牛群给予了“盖棺论定”似的评价：中华慈善总会把牛群用自己的爱心和心血创办的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移交蒙城县委县政府，由县委县政府开始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几年来，牛群利用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影响，把一切的捐赠、一切的收入都用于特教学的发展，这种精神和行动都是难能可贵的。

　　中华慈善总会走到前台，为牛群做出“结论”。蒙城县委县政府，则开始了“紧张全面的善后处理工作”。有关县领导说“做错了，做错了我们就改。媒体监督是为我们体检。”最终，他们拿出了审计报告，还牛群以“清白”。

　　可以想见，他们不会否定牛群，更不会否定“牛群经济”。因为，否定牛群，就是否定他们自己。

　　他们会把这场闹剧归之为“经验不足”，“好心办了错事”的认识问题上，却真正视国家公器而不见。

　　好人是要别人说的，即使说得相声是否好，也同样要听观众的评介

　　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移交仪式上，牛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是一个党员，是无数党员当中的一个，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是一个演员，是无数演员当中的一个，我只不过做了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是一个好人，是无数好人当中的一个，我做的应该说是一件好人好事......。我在听了很多错误的报道之后，心里头非常难过。这么多天来，我没有讲过一句话，今天我要讲话，我只是想说明，数据说话了，事实说话了，我用事实向我们的组织、政府，向我们的人民，向中华慈善总会，向现代出版社，向我的家人，特别是向这些献出爱心的个人和团体做个交代。特教学校虽然移交了，我永远是蒙城特教学校的一名学生......。党员是不信邪的，不怕事的，要不就不是党员了，既然认准是应该做的事，就应该继续做下去；演员是喜欢邪的，是喜欢事的，你事越多，我素材就越多，将来还要变成好的作品，撒向人间都是笑；好人是感谢邪的，感谢事的，因为这是试金石，是看我是不是好人？做的是不是好事？是对我的检验，是对我的锻炼，也是对我的丰富、提高、升华与飞跃。我还要继续做一个好党员，我还要继续做一个好演员，好人好事这辈子做不完，无怨无悔。

　　牛群几乎热泪盈眶，台下听者掌声雷动。然而，当这段“真情告白”由媒体公之于众时，更多人的感受是：这话怎么听，都觉着别扭。其间透出的做作与强词，把强烈的“不真实”传导出来。更何况，好人是要别人说的，就像你牛群说相声要听观众评介一样，怎能自己说好，就真的好了呢？

　　蒙城的3年零6个月，牛群所做的一切，好似仅只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人”，可他的“证明”，却残酷地建立在蒙城百姓渴望致富的期盼上，可笑地建立在中国吏治体系的漏洞上，无情地建立在政府官员的虚夸浮躁上。

　　直到现在，牛群仍然没有辞去副县长职务，可他却明确表示他将重返首都相声舞台，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太多的素材，这段经历写出来，本身就是最好的相声段子”。

　　这难道是牛群下挂蒙城的又一个目的？稿源： 《新华航空》杂志 编辑： 铁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