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讯：25日金鹰国际产业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搜狐娱乐做为本次论坛的独家门户网站合作伙伴及协办单位将对此次论坛进行全程跟踪报道，现在是易凯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发言。

　　主持人：下面是本地湖南媒体控股公司朱建纲先生。

　　朱建纲：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这个公司是国有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原来的湖南出版集团。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中间的核心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文化产业论坛，我理解应当包括了出版产业，而且在中国目前文化产业的总的结构中间，出版产业扮有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它作为一个内容的服务上和供应商，出版产业和信息产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我觉得在研究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时候，不能不讲出版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中国的人口数量以及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辽阔的国土面积，迅速提升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已经为世界所瞩目。我们在研究世界的出版产业的时候，也不能不讲中国的出版产业作为核心课题之一，但是现在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国人，特别是业界对中国的产业现状未来感到非常十分的担忧，叫做忧心忡忡。是不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加入WTO之后就没有希望了呢？是不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准备之中就不能够走进市场经济呢？我想这个问答应该是否定的。下面我就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市场互换。我以为市场之与产业就如同大山之与森林，这个大山可以孕育森林，但是绿色之海可以厚山个腹背，强山之脊梁，但是现象我们总能看到森林不如一般的粗壮，我想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土壤，并且将你的根须深深地扎下去，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一些景区居然在悬崖峭壁之上能看到大树，它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我以为对中国的出版业来说，有三个方面值得考虑，第一是人口因素。人口的绝对量是市场的基本因素之一，如果将中国的13亿人口做一个分母，给出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分子，这个除去的商都会相对较小，相反，如果将13亿人口作为分子，给出任何一个相对足够大的分母，情形就会不一样。那个除去的商就会相对较大。因此我认为，人口的绝对数量千万不能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度量它，站在市场的角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把它作为分子的时候给出任何一个相对足够量的分母，它的商都会相对较大，这也就是中国的出版业，以及世界的出版业都应当关注中国未来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我们历来关注市场的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两个项目，并且以人均消费的升降幅度来决策未来市场的走向，但是人口的绝对数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经济学家和市场专家的事业，同样市场的饥饿状况和饱和程度永远是市场营销学家研究重点。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国家从80年代到上世纪末的20多年，我们人均消费图书年均水平是5到7册，总体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市场消费总量，尤其是出版物的（）量却大大超过人均消费量。第二个是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内涵十分广阔，研究市场关注的是人们生活质量购买力提高的水平，恩格尔系数水平已经降了4点多，我们国家振兴教育的政策，给你们指引了一条健康的智慧的发展道路，出版产业与学习教育产业的相关度，这就造势了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也给了出版产业一个足够的空间，特别现在有种流行说法，说当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应当是文化产业的崛起。如果说中国出版产业以前有些低迷沉闷的话，那么中国的出版业也到来了。

　　我们这样一个占有13亿人口大国，几乎是同一种文化背景，叫做同祖同宗，同文同，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优秀的文化产品，都可能唤起一个同质文化的十几亿人的共鸣。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于内容产业来说，应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觉得出版产品在同质文化背景之下，它的创造空间合适长空间，相对于益智文化的拿来主义都非常有益。但是我以为这种现象不会太长，第二个问题，政策的作用，大家知道，内容产业在国家控制政策的控制之下，是有较多的发展空间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内容产业与政府的文化政策又有这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业界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内容产业政策控制过于严格，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在世界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国家对都有它相对应的规范，有了西方大国在WTO谈判中间，从来没有放弃对本国文化，特别是文化产品文化传统的保护，我国在WTO谈判中间，对中国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业的某种条文，我认为是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国情。尽管这样，我仍然感到中国出版产业的政策环境已经是非常的宽松了。有两条，一条是中国高层对文化的产业的关注。大家没有忘记十六大和三中全体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把公益性文化和（）产业区别开来。我认为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因为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做，放在一个适度的政策空间来做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第二，中国出版产业的政策正在调整，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国出版产业政策调整的幅度已经相当宽松了，我记得去年年底，李长春来中国湖南文化产业，首先到达了我们出版属下的出版书记员，他看到了中部的省份有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漂亮的出版书记员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他感到中部的出版产业已经发展起来，应当关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以为这是中国高层对出版产业在政策层面上面做出的明确的一种指导。

　　第二方面，中国的出版产业虽然历史比较长，中国现在出版产业虽然历史不够长，但是在政策的引导之下，中国的出版产业已经在走向市场。去年确定的第一批试点企业已经在财经税收等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优惠，这是在政府调控出版行业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消息说，中国出版产业的优惠政策在95之后，可能延后到更长的时间，而且对于试点产业的优惠政策可能由试点走向全面，这样一来，我感到从思想观念层面到政策层面，中国出版都应当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三个要谈的是业界状况，中国的出版业非常古老，有的出版史专家们说，有内容的复制以来，就应当有出版的存在，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计算的话，中国的出版业就应当有长达2千人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当代的出版产业的产业状况，是否如同辉煌的历史一样，有那么灿烂呢？我想我们不必要去妄自菲薄，也不必要去狂妄自大，我们现实一点，我感到中国出版产业目前还是一些动作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是体制的转换，大家知道过去50多年，中国的出版业都是单一的体制，从来都是事业体制，但是现在更名为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为标志，标志着中国的出版体制由过去的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转轨。在紧随之后的是我们湖南出版业，我以为中国出版产业这种体制的转换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不仅在于有一个时尚的说法，它的本质意义在于中国出版业终于可以在正确导向的规范之下开始走向市场，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了。第二，连接资产，体制的转换不是名称的转换，它也标志着中国出版产客观上分散形式分散本质上也分散开始以连接的手段把资本连接起来，在湖南有2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家出版单位，在资产的关系上面也是分散，但是这种分散已经行将结束，在中国范围内，有相当的出版资产正在明确产权所属关系，进一步按照市场的基本规范和要求连接这批资产，湖南出版控股集团的资产关系现在已经基本明确了。我相信对湖南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完全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空间。第三是扩张，刚才前面的王冉先生提到，熊先生也提到中国的文化产业，各种媒体之间的相互融通很少，形成天然的沟壑。出版业来讲，过去长期在出版业内开拓，虽然现在的出版业已经由单一的媒体发展到六种媒体。为了时间的关系，我的演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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