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笼罩着金色光环的年代，1946年的5月，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东北局的指示，脱胎于“满映”的东北电影公司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黑龙江的兴山。

　　这个活动于废弃煤矿的最初形态的电影基地，初创了我国电影体制的衣钵。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才发现它提出的思想如此前卫，很多有益的设想至今仍无法做到，那段日子也由此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显有丝毫暗淡。

　　“如生产能按计划，则整个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联系，合作方法及制度将有新的制片厂之初步雏形，这对于分殖新厂有所帮助，不必再另起炉灶重新摸索。”

　　这段话来自袁牧之，后来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当时东影的顾问。他以东影为试点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则做了一系列大胆尝试。

　　东影建立之初在生产发行体制上仍是将电影作为纯粹的宣传手段，经济上没有要求。有一个十分实惠而有趣的统计：“东影在建立最初的两年里共制作46个拷贝，23个十六毫米的供流动放映队无偿放映，三十五毫米的拷贝除一个送往国外，所余22个的放映总收入是11万斤粮食，而1948年8月一个月的人员及办公费用就达16万斤粮食（尚不包括从苏联进口胶片和设备及材料的损耗）。”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东影不再满足亏损状态，力图把电影建设成为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希望通过良好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治权力来争取进步电影的优势地位。为此，袁牧之领导东影开展了“三化立功”和“七片生产”运动。

　　所谓“三化”是正规化，科学化和统一化，是以东影为基地探讨国营电影生产管理体制所选择的最初切入点，这是在初步获得丰富的人力和生产工具后，对生产关系的重建。各部门订立保证生产的公约，代替旧社会的合同，首先是艺术片的编剧和导演，新闻片的编辑和摄影，作曲和乐队等等。“七片生产”是在“三化”基础上进行的，包括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美术片，翻译片，教育片，幻灯片和照片。现在听起来有点儿滑稽的分类方式，尤其是幻灯片和照片，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符合实际情况且富于创造性的计划，东影自制了数百台用汽车灯泡做光源的幻灯机，随片发至部队一级单位，还不定期地印制照片供后方展览，在普及宣传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5年，东影正式迁回长春，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东影”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名词结束了它的使命。它为北影厂，上影厂及各后起的电影制片厂树立了范本，无论是在内部机制还是整个电影工业的宏观规划上，都是源头所在。提出的一整套电影体制方面的设想已经非常完备：“建立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引进苏联电影和发展自身制片占领影院市场。”套用到今天都是蛇之七寸！而且当时的制片制度比现在要活跃，它是允许国有制片厂外存在第二类进步制片厂，及私有制片厂的，只是在最终审查上把关。今天的制片机制似乎反倒没有当时那么能缩能伸了，让出国外进口影片的份额，反过来把国内制片市场看死，抗衡的力量将从何而生？东影敢于把市场的问题如此开放地看待，也许我们应该有所借鉴。其实并不妨碍我们标榜的独立，当我们迷惑的时候去问问妈妈，也许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费小戈

　　第82期：1949年“东影”初探新中国电影体制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左起）：陈波儿、蔡楚生、钟敬之、罗光达、田方、赵伟、罗静予、彭后嵘、汪洋、史东山、袁庶华、吴印咸、何文今、袁牧之。

　　1949年，“东影”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电影的生产机制及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这一剧变对中国电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影”：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名词

　　长春电影制片厂史制办主任胡昶细述“东影”初期状况

　　抗战胜利后，人民电影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延安、东北、华北三个地区，其中规模最大、出品最多的是东北的人民电影业。

　　我们采访到电影史学家、长春电影制片厂史制办主任胡昶先生，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东影”初期的状况。

　　接收“满映”，艰难中的起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映”内部乱成一团，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服毒自杀宣告了“满映”

　　的结束，而厂内的职员则人心惶惶，但是仍有很多进步的职员意识到要把机器设备保护好，因为“满映”拥有的大量电影设备对建立新中国电影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决定派出钱筱璋等四人为先遣人员，先行入关。在此之前，随“鲁艺”来东北的田方和许珂已经于11月间进入厂内，了解了有关情况。不久，袁牧之从苏联回国，他与钱筱璋、田方、许珂在抚顺会合，研究接管计划，成为东北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十天时间，奇迹般地转移

　　1946年4月14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长春。4月18日，东北局派原“鲁艺”文学系的主任舒群正式接管“满映”一切资产，并担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任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北大举进攻，长春无法久留，于是东影准备下撤后方。从5月13日到23日，历经10天时间，大部分人员撤出长春，25个车皮的物资运往后方。6月1日，到达了黑龙江兴山，也就是今天的鹤岗市。

　　东影公司大批人马到达后，自力更生盖厂房，改建一座摄影棚，加上抢运出的大批设备，有了比延安时代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到了8月，陈波儿到达兴山，月底吴印咸带领40多位延安电影团的电影工作者也赶到兴山。

　　在1946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当时全厂职工278人，其中日籍职工81人，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艺术处处长，许珂任秘书室主任，钱筱璋任新闻片处组组长，这个领导班子一直工作到1949年初。

　　建厂伊始，各种勇敢的尝试

　　“东影”建厂后拍片的重点是纪录片，这是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东影”纪录片最重要的作品是《民主东北》，从1947年5月1日正式出品一直到1949年，共完成了17辑。为了拍下珍贵的镜头，摄影师背着机器冒着枪林弹雨跋涉，其中还有不少摄影师在前线拍摄时牺牲。

　　后来，“东影”也开始尝试拍摄其他片种。1947年11月，陈波儿编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8年，袁乃晨编导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同年，朱丹编剧、方明导演了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1949年5月，袁乃晨导演完成了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与此同时，“东影”也开始筹备拍摄故事片。1948年2月，完成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9年4月，人民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东影”诞生。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田方接管了国民党的“长制”。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现址。1955年2月，由文化部决定，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近10年的阶段性名词———“东影” 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作品

　　《桥》：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处于血与火的战争条件下的“东影”电影运动，它的影片创作与摄制，不止纪录片，包括其他片种与题材的创作，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

　　制作：破晓新一页

　　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的同时，完成了解放区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桥》从1948年10月15日筹备，1949年4月20日完成，5月1日在东北首映。影片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某铁路工厂克服困难，按期完成制造桥梁的任务使得大桥顺利通车。影片为国产片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桥》的最大意义更在于表现出的的生活实感与火热的政治热情。

　　补遗：“碰到这个点上是偶然”

　　已有90岁高龄的于敏老先生是《桥》这部影片的编剧，他说《桥》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影片也是偶然。于老说道：“《桥》在艺术上和技术上都很粗糙，带有初期作品的特色。创作人员的热情不能代替生活的不足和技术设备的陈旧。我不以穿开裆裤的样子而自惭。”

　　于老还提到第一次看《桥》放映时的情景“由于照明不足和胶片感光度不高，画面清晰度很低，表演也带有舞台演出的痕迹。当江桥修成，工人侯老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吓一跳。原作中没有这一笔，不知是导演所加还是演员的即兴表演。影片终场，又是一片掌声，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人的感情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有一种政治感情，这种感情是由崇高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所激发的。”

　　整理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