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由过士行编剧、林兆华导演的《厕所》将来会以一种什么方式进入中国当代戏剧史，但我想，它至少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戏剧生活，不，乃至文化生活的一次事件。“事件”的称谓，本身并不包含对一件艺术品的褒或者贬，但成为事件，却说明它在某一层面触碰到现实的神经末梢，与它所赖以生长的社会与文化现实构成了特殊的紧张关系。我以为，在“厕所”里，这紧张关系至少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它的戏剧表达样式。虽然看上去似曾相识，隐隐绰绰有着《茶馆》的影子：《厕所》以厕所（茶馆）的变迁为主线，以厕所管理员史亮（茶馆老板王利发）作为贯穿人物、描摹着在厕所里出入的各色人等；甚至在每一幕的结尾都会出现一个警察（茶馆里穿灰大褂的），等等。但那结构上的似，与其说是模仿，不如换个时髦词，把它叫做“挪用”。因为过士行取《茶馆》之表层来构造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刻意为之，就是要在与《茶馆》的似与不似之间，在幽默里埋藏着些杀机与冷酷。它承继了《茶馆》对社会现实的断面展现，但《茶馆》里的幽默是温暖而善意的，《厕所》里的幽默却是尖锐而刻薄，往往一针就戳破了自我掩饰的遮羞布；它对人、人的生活、人的内心（或者还能再加上个最近比较时髦的话剧评论用词：人性）的赤诚探讨，却没有端出我们常见的外国戏正儿八经的架子，而是与《茶馆》一脉相承，与市民生活声气相通，把深刻的判断藏在简短的台词里。

　　其次，它以戏剧的方式，对当代生活做出了尖锐的检讨与反省。三十年的社会变迁，是整个国家逐渐实现现代化的三十年——这是厕所现代化的三十年，也是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念剧烈变动的三十年。在现代化（或者其他什么变动）的剧烈震颤中，总有一些人被时代的漩涡抛出去，又总有些人被漩涡搅进去；只不过，很少有人在变动中清醒地觉察自己在漩涡的里与外。所谓悲剧与喜剧，所谓痛苦与快乐，就是随着变动而发生的人的位置不自觉的错位所诱发出的吧。这或许是每个社会与时代中的个体必然遭逢的命运，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所遭遇的生活的不一样，引发千愁万绪的理由也就完全不一样。《厕所》就这样踏实地回到了生活中，它以幽默而冷峻的方式，记载了似乎是无声无息的社会变动，记载了随着社会变动带来的价值观崩溃与重建过程中人的内心世界难以掩饰的荒凉。它的实在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戏剧终于又在长时间经历与现实勾肩搭背的眉目传情之后，逐渐开始了直面现实冷暖的历程。

　　如今人们亦在沸沸扬扬地谈论《厕所》——这是否说明《厕所》已经成为事件了呢？有点奇怪的是，事件的核心却有点不着边际地讨论着《厕所》里是不是有太多“粗口”。如果说“乐而不淫”一向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认同审美原则，那我以为《厕所》还是严格地在这个审美范畴之内的。虽然它所瞄准的对象是人们最不乐意在大雅之堂谈论的“厕所”，但它却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对待不够“雅致”的题材，使得让人别别扭扭的厕所，始终在舞台上没有露出轻薄相来。相比之下，许多有着冠冕堂皇的名字的戏，倒不见得比《厕所》更干净。具体地说，我想第三场摇滚少女靓靓的台词可能最让观众中的美少女与卫道士坐卧不安。而其实那些台词无论在文本层面还是在美学层面都有着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现实中像靓靓那样“堕落”的女孩子并不少见，她们很有可能互相比赛着看谁会的脏话更多、更新鲜——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另一方面，靓靓的“粗口”契合着《厕所》里一以贯之的黑色幽默。第三场靓靓满嘴说着连珠炮一样的脏话，调笑着小时候请自己上厕所、帮自己完成心愿的“史叔叔”；而此前一场，在史亮幻想中出现的是丹丹（靓靓的妈妈）在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些听上去好笑的幽默，在低俗与雍容、荒淫与纯情的刺耳的对比中，见出了黑暗的底色；而在这母亲与女儿的天壤之别中，见出的是时代的难题吧？

　　《厕所》“事件”似乎已然发生。但在它成为事件的时刻，我希望构成“事件”基调的是一些更为准确而有力的探讨，而不要全像无知小报一样撕扯些鸡零狗碎事。(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