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剧本在契诃夫的原稿上是没有剧名的，因为契诃夫的哥哥亚历山大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契诃夫少年时代写过一个叫《没有父亲的人》的剧本，而剧本主人公普拉东诺夫也的确是个反抗父亲的人，所以在契诃夫逝世十九年之后的1923年首次发表这个剧本时，安上了《没有父亲的人》这个剧名。但也有在俄罗斯出版的《契诃夫文集》(如：1963年出版的十二卷集)中干脆把它标明为《没有剧名的剧本》。

　　这个剧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叶尔米洛夫出版于1954年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此书有中译本，在中国戏剧界颇有影响)里竟然对契诃夫的这个戏剧处女作不置一词。但也就是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之时，契诃夫的戏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这部契诃夫戏剧处女作才开始出现于俄罗斯等欧洲各国家的舞台，而且有越演越红火的趋势。舞台剧的剧名也花样翻新：有叫《没有父亲的人》的，有叫《普拉东诺夫》的，有叫《这个疯狂的普拉东诺夫》的，也有叫《普拉东诺夫和其他人》的，有叫《可怜的唐璜》、《俄罗斯式的唐璜》的，最近有家俄罗斯剧院上演此剧时，用了一个更别致的剧名：《我的白雪天使，请原谅我》。而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它拍成电影时起名为《一部为机械钢琴而作的未完成剧》。但用的最多的剧名是《普拉东诺夫》，以契诃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剧目就用了《普拉东诺夫》这个剧名。

　　我们可以这样说，首先发现《普拉东诺夫》的不是戏剧文学史家和契诃夫研究者，而是戏剧导演，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戏剧导演。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出来给《普拉东诺夫》的意义作出全面估价的竟是一位法国人。他叫达尼艾尔•日列斯，他说：“《普拉东诺夫》是一块幕布，从这块幕布后面走出来了后来在《伊凡诺夫》、《三姐妹》、《樱桃园》里出现的契诃夫人物……这个其时还是青少年的作者无疑是个深刻的剧作家。他在自己的处女作里就试图推倒现有的戏剧法规而用自己的取而代之。他不想依傍前人的成规，而是力图革新他那个时代的戏剧，他创作了一个没有情节的剧本，创造了一个有深刻的悲剧内核的喜剧。”

　　1978年俄罗斯出版的《契诃夫全集》的编者，在给契诃夫的这个剧作做出编者说明时，就引证了达尼艾尔•日列斯在1967年发表的这个观点。(见《契诃夫全集》第11卷，第382-383页)这是因为达尼艾尔•日列斯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这个处女作里的人物在双伊凡诺夫》里能够找到对应的：普拉东诺夫——伊凡诺夫，特里列茨基——里沃夫；索菲娅——沙萨。《普拉东诺夫》里也有后来在《樱桃园》里出现的庄园易主的线索。而《普拉东诺夫》第三幕第一场索菲娅对普拉东诺夫说的那一大段关于“劳动”的台词，与《三姐妹》里的剧中人物对于“劳动”的渴望又是那样的接近——

　　索菲娅：米沙! 要知道，这是新生活……你要明白这个! …… 米沙，你听我的! 一切都按我的意思办! 我的头脑比你清楚! 我亲爱的，请相信我! 我让你站起来! 我把你领到一个地方去，那里有更多的阳光，那里没有这种污秽，这种灰尘，这种懒惰，这种肮脏的衬衫……我要把你变成一个人……我给你幸福! 你要明白……我要把你变成一个会做工的人! 米沙，我们将做一个人! 我们将吃我们自己劳动得来的面包，我们将汗流浃背，我们的手上会长出老茧……(《普拉东诺夫》第三幕第一场)

　　图森巴赫：…… 我生在寒冷的彼得堡，那里的人都自在悠游惯了，在我家向来不手。道什么劳动和艰难……我被身边的人精心呵护起来了，不做工，不劳动，可他们能永远呵护得了吗，能吗? 一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它那伟大的思想和我们所有的人越离越近了，就要向我们刮起一场清新猛烈的风暴，用不了多久，我们社会的惰性，冷漠，对劳动的鄙视、腐朽的沉闷生活都要被扫荡干净! 我要去做工，而不超过二十五年，或者说三十年以后，每个人都要去做工，每一个人。(《三姐妹》第一幕)

　　俄罗斯的契诃夫研究者们也关注剧中人物——盗马贼奥西普的价值，指出这个人物是后来在契诃夫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乡间流浪汉(如《草原》中的迪莫夫)的始作俑者。

　　《普拉东诺夫》的悲喜剧色彩是无数排演这出戏的导演所着力渲染的。奥地利的剧评家在评论此剧在奥地利的演出时，都着重指出了演出的悲喜剧品格。称演出是“既是怪诞性的，也是悲剧性的”，是“一出描写一个不由自主地成了农村唐璜的人的悲喜剧”，是“穿过讽刺与幽默一再地突现出悲剧的潜流”等等。(引自《契诃夫与世界文学》，•1997年，第309、312页，莫斯科)

　　把普拉东诺夫视为“俄罗斯式的唐璜”或“农村唐璜”，是一种普遍的对这个人物的解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戏的剧情本来就可以浓缩为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但普拉东诺夫与莫里哀笔下的唐璜不同的是，普拉东诺夫是个“不由自主的唐璜”。他不是主动出击去勾引女人，而是女人们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开始新生活的希望之后主动投向他的怀抱，而他又无力抗拒女人们对他的情爱。由普拉东诺夫的性格的软弱，研究者们又想到了这个人物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契诃夫在构思写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曾向他的弟弟推荐阅读屠格涅夫的《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一文。屠格涅夫认为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是： “他不相信自己，但有虚荣心；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为什么生活，但他眷恋生活。”契诃夫笔下的普拉东诺夫也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因此，俄罗斯的一位契诃夫专家对普拉东诺夫形象作了这样的概括： “想想屠格涅夫的文章，再读读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照作者的本意，这个剧本的主人公普拉东诺夫乃是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屠格涅夫理解的哈姆雷特性格的形象展现。”(别德尼科夫：《契诃夫全传》)(1997第43页)

　　别德尼科夫所说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体现”是直接引用剧中人物对于普拉东诺夫的评价。那是在第一幕第三场——

　　安娜•彼得洛芙娜：…… 随便问一句，这位普拉东诺夫照您看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是英雄还是非英雄?

　　老格拉戈列耶夫：怎么对您说呢? 照我看来，普拉东诺夫是现代不确定性的最好体现者…… 他是一部很好的但还没有写出来的现代小说的主人公…… (笑) 我理解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社会的现代状态：俄罗斯的小说家能感觉到这个不确定性。他走进了死胡同，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怎么立足，不明白…… 很难理解这些先生! …… 一切都是那样的混沌，混乱…… —叫最我看来，我们的绝顶聪明的普拉东诺夫，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体现者。

　　老格拉戈列耶夫在戏里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剧中人物，但他对普拉东诺夫作出的评价倒可能反映了契诃夫本人的创作意图。再让我们看看剧中人物普拉东诺夫是怎么讲述自己的——

　　“命运如此地捉弄了我，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您把我看成是拜伦第二，而我认为自己能当未来的部长，或哥伦布式的人物。可现在我不过是个中学教师……”

　　“我是一块干放着的石头。平放着的石头天生要妨碍别人……”

　　(第一幕第十三场)

　　“罪恶在我的周围游荡，它站污了大地，它吞噬着我的精神上的兄弟，而我在一边袖手旁观，像是从事了一项繁重的劳动之后，坐着，看着，沉默着…… 我今年二十七岁，到了三寸岁我将还是这样——我看不到会有什么变化! —— 然后饱食终日，麻木不仁，对于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心灰意懒，而那就是死亡!可怜的索菲娅……要是我这个不幸的人有力量，我就把您连同我一起从这个泥潭中拔出来……生浩!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应该那样生活的生活?”

　　(第二幕第一景第十八场)

　　“我什么时候做过事后不感到羞愧的事?”

　　(第二幕第二景第三场)

　　“庸俗!作一个青年人但同时又不能成为一个光朗磊落的个性！这是一个多么深重的堕落！

　　(第二幕第二景第五场)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所有的人! 人在哪，我的天? 我是什么人! 别到她那里去! 她不是你的! 这是别人的! 伤害了她的生活，永远伤害了! 从这里走开! 不! 我要在她身边，我要生活在这里，我要喝醉酒，我要骂大街 …… 父亲 …… 母亲! 让你们的枯骨在那里不得安宁吧，你们当年是怎样喝醉酒，愚蠢地折腾出了我这可怜的生命!”

　　(第二幕第二景第十三场)

　　“我本来以为，我是身披坚实的铠甲的!而实际上呢?女人一句话，我就燃烧了起来……别人面对的是世界性的问题，而我面对的是女人! 一生都是女人! 恺撒大帝面对的是卢比孔河，我面对的是女人……空虚的好女色的人! 如果我随波逐流，不作反抗，也就无所谓了，但我偏偏有所反抗……”

　　(第二幕第二景第十三场)

　　“我什么都失去了……我要发疯！…… 可恶的环境！”

　　我是别人的不幸，别人是我的不幸。

　　(第三幕第九场)

　　“没有女人的男人，就像没有蒸汽的机器! 生活完蛋了! 蒸汽散尽了! 全都完蛋了

　　“在哪儿可以找到人?到谁那里去?人在哪里?他们不理解!谁能理解?”

　　(第四幕第七场)

　　“哈姆雷特言怕做梦……我害怕……生活!”

　　“我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我得罪了……所有的人……”

　　“我理解那个剜去自己眼睛的俄狄普斯王了!我多么卑鄙，我又多么深切地知道我的卑鄙！”

　　(第四幕第十一场)

　　从所有这些普拉东诺夫的自白中，我们能体察到这个“现代哈姆雷特”的内心的矛盾极痛苦。普拉东诺夫自有高于芸芸众生的地方，这样才能获得女人们的心。他和爱他的女人们一样想重新生活，但结果却是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不幸；他不想得罪任何人，结果得罪了所有的人。尽管面对茫茫人海，但普拉东诺夫感到空虚和寂寞，发出“人在哪里?”的呼喊，他把与女人的调情看成填补空虚、排遣寂寞的方法，结果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让自己得到同样的痛苦。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一系列的人生问题：为什么人要相互地伤害?为什么人不能像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在人生的苦难中人自己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苦恼过契诃夫和契诃夫时代的人，它们同样在苦恼着今天的人。在世纪之交，在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被契诃夫称之为“我们社会的现代状态”的“不确定性”依然是一种现实。所以在契诃夫的这个处女作写成一百年之后的导演再把它搬上舞台的时候，都意识到了普拉东诺夫这个形象的当代意义。

　　所以，一位俄罗斯的剧评家在评述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普拉东诺夫》时这样写道： “导演勃鲁斯尼金的普拉东诺夫就是一个‘现代不确定性的体现者’。避开具体的类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台演出把它作为对于任何一个转型时期都有永恒意义的问题提了出来。”(《戏剧》，1993年，第3期，第17页)而早在1959年，一位奥地利的剧评家就从当时在奥地利舞台演出的《普拉东诺夫》中看出了这个戏的当代意义：“《普拉东诺夫》今天能告诉我什么?它能比十分之九的现代剧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个剧本和每一部世界文学的杰作一样，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作家契诃夫能够把一个不大的名叫沃依尼采夫卡的俄国农村拓展到全世界，而普拉东诺夫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契诃夫和世界文学》，第310页)

　　《普拉东诺夫》的写作年代不可详考，俄罗斯的契诃夫研究者根据剧中提到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之死，据此推断剧本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1878年(涅克拉索夫死于：1878年)到1881年之间。这就是说，契诃夫写作此剧是在18-21岁之间。因此，本剧也成了契诃夫早熟的一个证据，证明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有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对人生的痛苦体验。

　　《普拉东诺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不断在世界各国上演，这当然与契诃夫戏剧的世界性影响的不断增长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导演甚至比俄罗斯的契诃夫研究者更早地认识到了普拉东诺夫这个复杂性格的现代意义和契诃夫这部戏剧处女作的特殊品质。一位成功地把本剧搬上巴黎舞台的法国导演说：“在这个剧本里，契诃夫把自己袒露得比在他的任何其它剧作中更多。《普拉东诺夫》是契诃夫和戏剧的痛苦交往的开端。而且，正因为他那时还是个20岁的年轻人，非常自然，还没有完全掌握技巧，所以他不强加自己什么，也不约束自己什么。在这个剧本里可以听到一些反映剧作者自己个性追求的呼喊。”(《契诃夫和世界文学》，第101页)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摘自中国国家话剧院《剧院》2004年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