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英为首的啦啦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是教练，她们是我的教练。麦克风在她们手里，她们几个商量完，直接地就喊换人了。--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彩车载着啦啦队队长那英围着球场转，那英拿着麦克风站在车上唱歌。开车的师傅高兴得一边开车一边回头冲那英乐。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回头看看。正乐着呢，突然车身一歪，车轱辘卡泻水沟里了，那英就扔了出去！全场观众都纳闷儿：这人说没就没了？原来那英被扔进了一个挺深的沙坑里。“……当时给我疼得呀，眼前都黑了，腰像断了一样。可是耳朵里伴奏音乐还在响着。我连忙满坑里摸麦克，摸着麦克就接着唱，一边唱着一边往坑外头爬……”那英从坑里爬出来，一手捂着腰，一手拿着麦克风，跑着为全场的观众唱完了那支《雾里看花》……

　　明星队到呼和浩特踢球，我终于“逮”着了她！她从头到尾地、“全须全影”地参加了队里的一次活动--跟大家一块儿来，再一块儿走。而不是晚来早走。等牛队长向观众挨个介绍完了演员，我就把她“押”进了休息室。外边，队友们踢得热火朝天，观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虽然休息室有工作人员把门儿，在我们聊的期间，还是不断地有小观众溜进来找“那英阿姨”签名。

　　那英：嫂子，你喝水。

　　我：你可太难找了！

　　那英：我没办法啊！

　　我：头年跟你预约，推到第二年；第二年2月跟你联系，推到3月，3月跟你通话，推到4月；4月上旬跟你定好了，你又推到4月下旬……一给你打电话，不是在香港，就是在新加坡。要不就没开手机。好不容易打通了你的手机，你又说你刚落地，刚才在飞机上……你什么时候跟我聊？是不是想等咱们建队50周年的时候再说呀？！

　　那英：……嫂子，我实在主不了自己的事儿--

　　她告诉我一个长长的一个活动日程安排，那时间表已经排到后年了……

　　那英：要不这样，嫂子，我跟你讲点儿跟谁都没说过的事儿。

　　我：真的？

　　那英：真的。

　　那英乖乖地坐在我对面，看着我架好录音机。怕录的不清楚，她主动把话筒别在领口上--她态度这么好，我就不能再“生气”了，一高兴，我表态道--

　　我：只要今天说的都是你以前没跟别人说过的，我再等几个月也无妨！（呸！没事儿我表这态干吗！）

　　那英：行，嫂子，那咱们就再等几个月，等我把这段儿忙过去……

　　我：甭价！你甭钻空子！到时候我哪儿逮你去！今天你能说多少说多少，今天讲不完，明儿接着说。明儿讲不完，后儿。多咱说完多咱算。反正今儿我就缠上你了！

　　“当当当当”，那英给我讲了半个小时，告诉我几段她鲜为人知的经历，然后说--

　　那英：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嫂子我特信你，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我：……你能不能再告诉我点儿能告诉别人的？写你的那部分不能都画着方块让人猜呀。刚才说的你不让写，报上老登的那个我又不愿意听，你也甭跟我说。具体跟我谈什么，你看着办。

　　那英：别急呀，下面我再告诉你点能写的和报上没登过的。

　　我：这还差不多。

　　老师认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好管理的学生

　　我们家是贵族，正黄旗。姓“那”嘛。叫“那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英雄的英。这是我爸告诉我的。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人。在幼儿园就喜欢唱歌跳舞，愿意让老师注意我。要不就闹，反正怎么着得找一辙，不能跟别人一样喽。后来考进了辽宁省小百花少年合唱团。我的嗓子挺个别，又像小男孩又像小女孩，跟大家的声音不合。所以老师让我担任了领唱。就因为领唱，在队里我一直拔尖儿。

　　十二三岁的时候，转到了少年广播合唱团。那时家里刚有电视，是九英寸黑白的。关贵敏呀，蒋大为呀，就在电视里唱。我就想，我也要这样。从那时候开始，从平时的打扮到唱的歌曲，我都愿意与众不同。别人都是那种单纯天真的唱法，我就非不那么唱。穿戴打扮也力求出新--比如同学们都把衣服掖到裤子里，我就偏要把衣服拿出来。经常因为这些事儿“挨呲儿”。老师认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好管理的学生。

　　学习上从来不用功，但是只要使一点儿劲，我的成绩就能上去。为了逃课，就找借口说参加合唱团的活动。经常跟老师请假说，“今天要排练”，“下午要演出”，我就“名正言顺”地不上课了。就是上课也不好好听讲，画画呀，拿铅笔扎别人呀……学习成绩当然就不好。后来我想了个办法。那时候家里给零花钱，给5毛线哪，1块的。我就不吃早饭，把钱省下来给学习好的同学，让他（她）给我写作业。所以我的作业成绩一般都不错。时间一长，老师觉得奇怪，这孩子也不怎么来上课呀！就经常在课堂上提问我，结果越提问我就越蒙。老师就明白这作业不是我写的。

　　有一次考数学，老师给我打了一个32分。我怕回家挨揍，就在回家的路上改成了82分。我爸很高兴，前几次的成绩他也看见了。因为要求家长签字，我爸就毫不犹豫地在我的卷子上写上：“继续努力！”回到学校，我把卷子交给老师。老师说，“你爸爸没教育教育你？怎么说的？”我说，“……我爸就叫我继续努力……”突然老师发现不对，说“我什么时候给你签过82分呀？”我说“……我忘了……”那时候我就已经慌了，开始哆嗦。老师当时就把我从全班同学中给“薅”出来了，让我面向同学们，站在教室的中间罚站。老师继续给同学讲课。我挺优秀的啊！在少年合唱团里，老师同学都夸我，音乐课我是全学校第一，其他也不错，就是数学不好。我觉得老师对我太不公平了。站在那儿我也不哭。东张西望，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动不动还回头看老师讲课。老师说：“我没让你听课！低头！”我说：“老师，老低着头脖子疼，45分钟太长了，可以动一动。再一个我也受受教育，听听课。”老师说，“你没资格听课！先反省！”

　　早就通知我父母了，我做好了准备，等着挨打。哆里哆嗦回到家，结果我爸那天没打我！他的脸其实都是铁青色儿的，一直压着。他不打我，我反而慌了。我爸给我讲了好多道理，教育完了我问他：“爸，你不打我呀？我等着呢……”我爸说，“对于你这么皮的孩子，打你没用！我看看我用另外一种办法来教育你，你听不听人话！”

　　后来我爸说，“……好在我们家老二没当医生！

　　在台底下我刚骂完她，她上台就跟那小人精儿似的！”

　　15岁那年，我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声乐系。当初考音乐学院的动力就是当演员，没想到进去以后还是当学生，还是上课。我就想上台，当一个专业演员。没敢跟家里说，我偷偷地去报考了沈阳歌舞团。考了3次，考上了。考入歌舞团当学员以后，正式步入了演员的行列。我是学员，任务就是给主要演员伴唱。当时设备不先进，没有什么“混响”啊，“延时”啊，像“远山呼叫”的那种声音出不来。怎么办呢？就用人来造。比如人家主要歌手唱“诺啦”，我就跟着唱“诺啦诺啦诺啦……”，歌手唱，“我一见你就笑……”，我就跟唱，“就笑就笑就笑……”就负责出这声儿。我是只要让我唱就高兴。

　　有一次一个重要歌手病了，让我上台先顶一下。但是要开场，就是第一个上场。临时跟乐队合的乐，晚上就演出了。本来开场是很吃亏的，我唱的时候，很多观众还没坐下，都在找座位。我也无所谓，给我机会我就要尽力表现自己。没想到我唱着唱着，很多观众就不动了。我唱了两首，观众不让我下去了。当时我就站在台上咧着大嘴傻笑，也不知道谢幕。导演急得冲我喊：“下来呀！你快下来呀！”我站在台上就问导演：“我还得唱吧？他们鼓掌声儿太大了……”导演喊，“你快下来吧！”观众就起哄。主持人一看，我也实在下不来，没办法，就让我再唱一首邓丽君的《再见了，我的爱人》。这歌原来是别的歌手唱的，我曾经在台口给人家伴唱过，所以我对那歌了如指掌。我索性即兴发挥，不是按照邓丽君的感觉去唱的，而是唱我自己的那种感觉。这一来更下不去了。我只好还站那儿傻笑，后来主持人把我拉下去了。那一夜，让很多观众记住了有个那英--也就是我。从那天起，每次演出都让我开场。我不在乎开场不开场，就觉得上台简直太棒了！

　　后来北京要举行“阳光杯”歌星大赛。我姐想让我去试试，就替我报了名。我一想，我去北京比赛，如果没名次，回沈阳我丢人现眼。回来可能连“开场”都没有了，还去伴唱呀？我不干。我说我不去了。我姐说，应该去见识一下。给你报名的时候，我在那儿听了很多带子，看了很多剧照，好多人不如你。你这次准行！先别让团里知道，偷偷去。拿不上名次也不丢人。没敢跟团里说，偷偷摸摸连夜就坐火车走了。因为沈阳冷，我从家里出来穿个军大衣，土着呢。没想到北京比沈阳暖和多了。那是哪年？我想想……1988年！

　　整整10年后，那英和王菲

　　联袂演唱的《相约九八》红透了中国

　　报名时好多歌手讲得都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有上海味儿的，有广东味儿的。我是一嘴的东北话，在歌手里边也特别。我说：“我是17号儿森阳选叟儿（沈阳选手）……”参加比赛的人特多，有胡月，景岗山，蔡国庆……当时我就觉得拿不拿奖已经无所谓了，这些人都是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我跟他们同台了！最后我拿了大赛的第三名。谷建芬老师当天晚上找我谈话，她说：“你最好来北京发展，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谈谈。”我当时笑都不会了，连“谢谢”也不会说，就一个劲地傻问：“谷老师，是真的吗？谷老师，是真的吗？”谷老师说：“是真的！”她拧了我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爸是中医，就希望我和我姐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结果我姐成了医生，我成了歌手。

　　多亏那英选择了唱歌。要不歌坛上就会少一个大牌歌后，而“医坛”上就会多一个脾气暴躁的、一天跟患者打一架的“白衣天使”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给那英，她也乐了，说--

　　没错儿，后来我爸还跟别人说，“……好在我们家老二没当医生，挺好，符合她的个性。在台底下我刚骂完她，她上台就跟那小人精儿似的！

　　这时候工作人员进来喊：“那英，马上就该你唱了！快快！”那英忙把话筒取下来交给我：“嫂子，咱们先说到这儿，回去你给我打电话，反正你就‘死皮赖脸’地缠着我吧！没事儿！”“那我就真的死……缠着你了？”

　　“行！”

　　只是没想到--也应该想到，几个月过去了，“死皮赖脸”我是做到了，可就是“缠”不住那英。“缠”不住那英，我只好去“缠”别人。我先“缠”住了蔡明，因为明明最好说话。

　　我：明明，我怎么老约不到那英？那天她跟我说好了，说晚上要来我家。我等了她半宿，她也没露面儿。

　　蔡明：她说晚上来你就傻等着？等一会儿，不见人，就甭等了。你要让她帮你发封信，她能给你扔垃圾桶里--反正信筒垃圾桶都念“筒”！

　　我：你给我谈谈那英吧。

　　蔡明：那是个直肠子，三句话准急！小透明人儿，爱憎分明。喜欢谁就是喜欢。要不喜欢谁，你好日子也就到头儿了！那次高峰从外边回来，那英把一箱箱的衣服全拿出来，脱了穿，穿了脱，挨个换一遍。最后还是不知道穿哪件好，还问人家：“这是不是就叫爱情儿？”她想为高峰做个烧茄子，现上邻居杭天琪家去问：“你家有醋没？”（杭天（队里人都叫她杭天）说，“有啊，拿吧。”一会儿又来了：“你家有味精没？”

　　“你拿吧。”

　　“你家有蒜没？”

　　“有……”

　　“……你家有……茄子吗？”

　　“……！”

　　合着她什么都没有，就要烧茄子！

　　我估计这事儿还有点儿影，但是让蔡明演绎了不少。我又“缠”了队里几个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揭发了那英的许多“劣迹”。诸如“说话不算话”呀、“路见不平--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雪中送炭”啊、“锦上添花”呀，都没少干。但是不管怎么说，那英还是没有采访到位。9月下旬，在“国庆剧组”逮住了那英。她先是抱歉，然后就发狠儿地说：“嫂子，上你家去我就不走了！我就不停地说，说上它几天几夜，让你什么也干不了，看你烦不烦！”

　　又经过了几次“阴错阳差”、“擦身而过”、“赌咒发誓”之后，在一个天气特别晴朗的下午，那英终于浮出“水面”，爬上6楼，登堂入室--进了我家。那英气喘吁吁地先承认错误：“……嫂子，我太不够意思咧，我错咧……”

　　“先别认错，喘口气儿。你想喝点儿什么？”

　　“你家有什么？”

　　那英：我先把这个（话筒）挂上。让我说什么？

　　我：能不能“侵犯”你点儿“隐私权”，问你点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

　　那英：你想问我和高峰的事儿吧？

　　我：对。我先跟你证实俩事儿。明明跟我说，有一次高峰要回来，你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一件一件试；又要为他烧茄子，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现一趟一趟地跑人家要去。

　　那英：没错儿。我的职业让我没精力琢磨怎么做饭。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爱这个人，于是就想方设法表现我的另一面。就想告诉他，我不但歌唱得好，会打扮，做饭也很棒的。可是我又表现不出来，经常搞得一团糟。炒鸡蛋竟然放酱油……现在我炒得一手好菜。烧茄子就甭说了，炖红烧肉，烧带鱼。他吃的那个尖椒，里边要放肉……所以说女人在爱里成长。

　　我：听说你以前根本不懂足球？

　　那英：就是因为高峰，我爱上了足球。嫂子我跟你说因为他、因为足球我费了多少神，伤了多少心！到现在5年了，受的冤枉、委屈、谩骂、污辱就没数了……

　　好多球迷站起来就冲我骂……

　　我们俩相识在5年前的一个联欢会上。那天我迟到了，人家就把我安排到一个空座位上，旁边就是高峰。那时候我对足球一点不感兴趣，也不认识他。休息的时候聊天，他说很喜欢我唱的歌，我也礼貌性地说谢谢。我发现他也是沈阳人，跟我是老乡。后面坐的是景岗山和冯小刚，说那英你知道他是谁吗？为了不让高峰尴尬，我就说知道知道。其实我是后来悄悄问了别人才知道的。互相挺有好感，就开始交往。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一见钟情？

　　一次我去昆明演出，正赶上高峰他们国安队在昆明冬训。我还想，他在这儿集训，按道理应该住在这儿吧。我在大堂里走，被记者发现了。他们以为我是来看高峰的，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出来了，说“某著名女歌星”来昆明探望“某著名球星”。这个事在报纸上传来传去，沸沸扬扬。很多人猜疑是谁。非要挖出来这个“某著名女歌星”和“某著名球星”是谁。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儿吃饭被记者拍下来了，就证明说这俩人是那英和高峰。记者就开始盯着我们，总是采访这个事儿。当时我们还没有公开承认。

　　一次他们放假，我到球队看他。被一些球迷看见了，马上到处传，说“那英开着一辆豪华汽车来接高峰出去玩儿……”我也没有在意，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和高峰之间的事。可是一次被他们教练看见了。正赶上那段时间球员比赛的状况不太好，教练就半真半假地跟我说：以后你不能再来啦，都是你影响的，球员情绪都不稳定了！不久以后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登了特别大的一幅讽刺漫画。画的是：高峰在踢球，我抱着高峰的腿，拿着麦克风在唱《雾里看花》。于是高峰的腿就开始抖，那球就踢偏了。从那以后所有的舆论都往一边倒，说就怪那英，一切都怪那英！我去工人体育场看高峰比赛，他有一些球踢飞了，很多球迷站起来就骂我！上半场还没看完，我就离开了。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去工体。

　　有一次我去工体拍一个音乐专题片，看见工体的大铁门上写满了骂我的话：什么“那英是小妖精”，“那英是小狐狸”，“那英是足球的搅屎棍”……还有很多很多不堪入目的下流话。开始以为是1个铁门呢，后来我转了一圈儿，发现工体24个大铁门上全写满啦！事后高峰跟我说，他一去工体比赛，路过每个大铁门的时候都是一种无奈。他一个人的力量、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每个大铁门都刷了。再说，就是都刷了，能敢保人家就不再往上写嘛？！从那儿以后，除非万不得已，我再不到工体去。

　　有相当一段时间，不管足球界出现什么风波，球员有什么失误，都会怪到我跟高峰身上。什么“球员不冷静”啦，“球员现在浮躁”啦，“经常跟文艺界的吃喝玩乐唱卡拉OK”啦……让我们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有段时间高峰心理很压抑，导致技术发挥失常。主观上特想进球，我让你们看，我进球啦。你们就不会说高峰，也不会说那英了吧？可是越想进球，越不进球，越不进球，球迷就越骂！

　　几年来受到的压力，经常会触动我写一写歌。用词可能不是很专业，但确实是我的亲身感受。这个时候我写了《不管有多苦》和《征服》两首歌词。后来录制了唱片，唱片的名字就叫《征服》。《征服》在全亚洲销售得非常好。尤其在台湾一炮打响，连续10周这两个歌都名列榜首。

　　同时也觉得我和高峰没必要再躲躲藏藏啦。在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又吞吞吐吐地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站起来拿着麦克风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想了解我和高峰的事。不错，我们俩谈恋爱已经3年啦，我就是爱他。你们还想问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手下留情，不要以挖人隐私为乐。你们只顾你们报刊的发行量，没有顾及到被你们所写的一些名人的感受。脆弱一点的，可能早就趴下啦。我那英算坚强的。就算我没皮没脸，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放我们一马……

　　紧接着就是中国要参加“世界杯”的十强赛，这又是一个坎儿。十强赛的时候高峰的状态挺好，说这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我要在十强赛上发挥我的优势，让我在中国的足球史上不留遗憾！那时候他腿上有伤，在德国没有治好。所以训练强度一大，腿就浮肿啊，积水啊什么的。但是他咬牙，就是为了十强赛。但不知为什么有几场比赛都不用高峰。他很苦闷，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那段时候我们俩经常通电话，我使劲地鼓励他。我去大连看他们的首场比赛。我拿着小红旗，脸上画了一面红旗。我还约了很多朋友到现场为中国足球队助威去。结果那场球失利了，好多球迷站起来就冲我骂：都赖你！你不来没事儿，你来了才有这个事儿！再来把你腿打断，看你还来不来！易拉罐、可乐瓶子就往脸上扔，往头上砸，我那些朋友就护着我，让我赶紧走。为了不影响高峰的情绪，我就在家每天守着电视，没敢再去现场。

　　没想到去中东打比赛的时候，教练还是不用他。他不理解，就有点退缩。我说你还是去，坚定的去，坐冷板凳你都应该去！周围的朋友也老打电话问我，高峰怎么啦，这正是需要他向人证明他的实力的时候啊，这不成狗熊了吗？！

　　我永远记得那一幕！他跟着球队去科威特打客场的时候，咱们明得队正好在温州踢球。比赛结束后咱们队的人都到我的房间来看电视直播。还有最后20分钟的时候，中国和科威特1比1平。景岗山他们就问：高峰怎么还不上场啊？我说别再问我啦，我哪知道啊！正在这时候高峰上场了，在快结束的时候，他踢进了一个球，打比分扳成了2比1！咱们队的人抱着我就哭！把我当成高峰了！“太牛啦，太牛啦！”他们都喊。我抱着枕头哭，都哭不出来了。那天屋里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这个球太关键啦！意义太重要啦！也就是因为这一个球让中国队有了更大的希望。可以晋升到前几名。在电视里我看到高峰也笑了！可是他那个笑太复杂了。有苦涩、有辛酸、有委屈……比赛结束后，我算了下时间，就把电话打到科威特去了。电话接通以后，我和高峰抱着电话就开始哭，怎么都止不住。后来他说：“……你先别哭啦，什么都别说啦……我旁边还有科威特大使和很多的留学生呢……”我只说了一句：“……你真棒！”就什么也说不出来啦！咱们这帮人都抢着要跟高峰讲话。最后大家伙儿一块儿围着电话喊：“高峰！高峰你真牛X！”

　　后来他不得已告别国安队，去重庆踢球。我们俩就分得更远啦。只好用电话交流感情。我们谈恋爱谈了5年，可以说给我国的电讯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偶尔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某个城市的机场上见面。或者是他降落，或者是我要起飞。就提前说好，在机场的什么地方碰面。以前我们在首都机场永远有个秘密的约会地点。你看从去年那次比赛到现在，我没回过几次家。特别可乐的是那天我找不着自己家了。我走的时候那些花儿还没开，回来的时候满院子都是花儿。我说这每一家都有花儿，全一样，哪个是我家呀！

　　突然间房子“乌噜乌噜”响，

　　愣把我从床上摔到床下去了！

　　去年9月，我受邀去台湾参加双向直播的中秋晚会。22日在香港登机时，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头天台湾发生7.2级大地震。我虽然心里挺慌的，但是没有接到主办单位取消演出的通知，所以我还是登机啦。

　　到了台湾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机场一片漆黑。因为已经断电断水，交通线路也断了。好多台湾记者都围着我问：地震了，你为什么还来？我说不为什么，这是我作为演员的责任。我是地震之后第一个到台湾的大陆艺人。当时台湾好多报纸攻击香港艺人，说他们没有艺德呀什么什么的，一发生地震，坐飞机就回香港了，有的人连行李都没收拾，“仓惶逃窜”。

　　接待人员告诉我，先订好的那个酒店给震的没电了，他们已经联系了另一家酒店。这家酒店自己能发电。我住18层。开完房间，让我先别进去。说地震把吊灯都震碎了，他们要打扫一下。这时候主办单位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把“中秋晚会”临时改为“赈灾捐款晚会”，问我要不要参加。我说这还用问嘛，肯定要参加啊！我们大陆有什么赈灾义演，台湾艺人不也一样参加嘛！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事定了以后，我就睡了。睡着觉就感觉像坐船似的，其实那就是余震。我实在太累了，这一宿就愣没把我震醒。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房子“乌噜乌噜”响，愣把我从床上摔到床下去了！我一把拉开窗帘，眼看着对面的那个楼啊，就跟积木似的那么晃。我心想完蛋啦，又让我赶上啦！我就往走廊里跑……

　　我想起五六岁的时候经历的那次大地震。当时沈阳被波及的很强烈。我们家住2楼，突然房子“轰隆轰隆”地响，就像我妈踩缝纫机的声音。我说妈你踩机器啦？我妈怕我和我姐害怕，什么都没说，拉过一条棉被，薅着我们俩就往楼下跑！那哪是跑啊，人整个在跳。楼梯根本踩不实，是楼梯把我们弹下去的！到了大门口的时候，门框已经歪了。我妈就使劲扒着门，让我和我姐赶紧跑！跑到马路上，不让我们靠墙，让站马路中间，只见那马路上砖啊瓦片啊乱飞……

　　我的工作人员都住我隔壁套房里面。他们为了保护我，都没走。我就喊：“地震啦！地震啦！”我跑到他们屋里，跟他们抱在一起。我说要死死在一起儿吧！过了一会儿地震停止了，后来知道是6.5级。他们说那你赶快化妆吧，等一会儿咱们该去排练了。我说先洗个澡，一会儿就来。我正洗头哪，又摇上了。那个喷头就晃，都接不着水。低着头的时候就像晕船那种感觉，淋浴室的那个玻璃门就“咣当”“咣当”打来打去的。我的头包上就跑出来了！那一天大概经历了400多次余震。晚会直播的时候，镜头都在晃。

　　上台我就讲，今天是中秋节，应该是回家团圆的日子。但大陆和台湾本来就是一家人，我在台湾也就等于是跟家人团聚了。作为一个来自北京的歌手，我没有别的，只有用我的歌声来感染你们，尽我的所能来帮助你们，天地无情人有情。

　　两场演出，我一共捐了20万。那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钱哪！后来记者采访我，我说没什么可采访的。谁没有个麻烦事儿没有个灾呀，你家邻居都能关心关心你，更何况咱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同仁们都掉眼泪了。患难的感情是最难得的。那几天大家在一起吃盒饭，一块儿泡在演播室里。为了不让我害怕，在酒店一夜一夜不睡陪着我……

　　到了机场，没想到成千上万的台湾歌迷都在那儿等我呢！知道我大概这个时候走，都来送我。机场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哪！他们送了我好多礼物，有的歌迷在礼物上写着：那英，你真漂亮，你真美，我们非常爱你，你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台湾爱你！进了候机室，安检人员又给我送来一摞纸条，说这些都是外面的歌迷让我们传给你的。其中有一张纸条上这样写着：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心带走，希望你的心里头有我们。希望你回去跟大陆的歌迷朋友们说，让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是一家人……

　　看到这里，我哭了……

　　正当把书稿交付于责编时，惊悉高峰那英已经分手。报上登的有鼻子有眼，连当时二人的神态都描绘得十分传神。我真想给英子打个电话问问，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我真怕这事是真的。不管是不是真事，我衷心地希望英子和高峰保重，珍惜曾经拥有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