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芳明聊完，我给蔡明打了个电话：“明明，老吴、芳明我都采访完了，但心里还是没谱儿。你说说，我这本书到底应该怎么写？”明明想了想说：“我觉得你这本书吧，应该浓缩人生精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东方时空》了……这么说吧，应该告诉人们，一个人成功必有他的道理。当然我不敢说我就是成功者啊，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就没有！真是掉馅儿饼了，你感觉不到、看不见、接不住，照样饿死！”

　　“那我就拿你先开刀吧？”

　　“行！”

　　我们夫妇跟蔡明是非常铁的朋友，有一次，她充满感情地夸赞牛群：“牛哥，这圈里有些人特别爱说别人的坏话，可我从来就没听你说过……你是怎么控制的？”“噢，我这是‘控制’的？！”牛群被夸“急”了。

　　那次我和牛群到明明家去，一开门，吓我们一跳。明明脸上的妆乱七八糟，一道白一道黑的，跟三花脸儿似的，脸上泪痕犹在。

　　“怎么回事儿明明？谁欺负你了？”

　　“……”

　　她指着一份报纸，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你到底怎么了，这报上有催泪弹呀？”把报纸接过来一看，原来报上登的是福利院的事。说那里的孩子们由于经费不足，每天只有几毛钱的伙食费……她让我们等一会儿，说先给几个“大款”朋友打电话。电话拨通了，明明先是“哥”“姐”一通亲切地乱叫，然后是声泪俱下地给人家念报纸。估计电话那头儿的“哥哥”“姐姐”也被感动了，反正最后结果是纷纷慷慨解囊……那个周末，明明找了一辆大客车，把福利院的孩子们拉到饭店，自己出钱，让每一个孩子美美地吃了一顿。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明明的眼泪又止不住了，“我从没见过我儿子吃饭那么香！”她说。

　　还有一次春节晚会直播前几天，接到了明明的电话，她哑着嗓子，抽泣着说：“……春节的段子又给毙了！我已经哭了好几顿了。其实节目特别火……”最后明明可怜巴巴地跟我说：“肃嫂，你想出什么好点子来就打电话告诉我啊！”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招儿，就跟牛群去了一趟春节剧组，给明明送去M&M豆--瞧她爱吃的这东西--瓜子、小胡桃、山楂糕、栗子……明明一看就欢呼起来：“栗子！我最爱吃了！我得藏起来，要不他们一来就全给分了……牛哥，不给我出5个‘包袱儿’不许走啊！她“霸道”地说着，一边对着小镜子开始补妆。

　　在跟明明聊之前，我先找了号称明星队优秀板凳队员的“亲密凳友”二郭--郭冬临、郭达。这二位都跟蔡明合作多年，因此深知其脾气、其秉性、其好恶、其爱憎……因而深得其益，也深受……其害。且听“控诉”--

　　郭冬临：蔡明特别有意思。突然就不高兴啦，突然又特别高兴。中间没过程。我跟她的合作是非常偶然的。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她，就觉得她是个“大腕儿”，到此为止。恕我直言，我一直不希望女人幽默。女人幽默容易给人一种“逗贫”的感觉。我们东方人的观点，理想化的女人应该温柔贤慧。但跟蔡明一接触我才知道，她非常幽默，同时又非常善良可爱，也不乏女人的温柔和贤慧。我们之间非常默契，经常会同时说同一句话。我跟她谈我的一切，包括事业、家庭、爱情。哪怕我在电话里能跟她哭一通，心里就特别舒服。曾经有个朋友找我借钱，我当时没有。我说我可以帮你借。跟蔡明一说，“行，我借他吧……”她跟我这位朋友根本不认识！但她认为我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

　　郭达：……什么时候看见蔡明在饭桌上说，“大家吃吧，大家吃吧……”那肯定是她吃馆了。她反应快，妙语连珠。而且她也非常愿意大家知道她“妙语连珠”。但我们俩都有个弱点：缺乏逻辑性。有时候她说着说着，能忘了自己在说什么，问人家，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她好胜，干什么都要比别人强。在艺术上，你塑造了这个人，我就要塑造那个人。她愿意塑造和自己形象反差大的人物。跟她合作这么多年，老是她赶着我走，逼着我下工夫。几个月没上戏，她就急，到处找人写作品，要不就自己写。我是碰、是等、是靠。本子等来了，好也就罢了；如果不好，我还不好意思拒绝。她不管那个，就直着跟人说：“这个本子不行！”所以基本上是我唱红脸，她唱白脸。要不她老说我：“郭达阴险。”她演戏“霸道”，有好“包袱儿”就要过去，得她“使”。她不使暗劲儿，就明着要。有个小品叫《点歌》，初稿是“我”给“她”点歌。她看了不满意，要换成“她”给“我”点歌。生让人家作者给改过来了。后来一演才发现，这么一改，“包袱儿”全在“我”这儿了……她干什么事，动静老是特别大，不嫌麻烦。拍戏时，要求戏中人物唱个歌或戏什么的，一般听听磁带也就行了。她不。她非得请老师，学歌，学戏。那会儿老找金铁林学歌去。说，“要唱就得唱得最好，得让人承认！”她对服装的要求近乎苛刻，上次演歌星，非弄一件1800的裙子穿，我那件“服装”也就值20--还是借人家看车老头的破大衣。她看上去厉害，其实心特善。就见不得谁说有困难，三说两说她准软了。我家没搬到北京的时候，基本上我的脏衣服都是拿到她家去洗。有时候大包小包的，别人看着，还以为我是送礼呢，其实全是脏衣服。她孩子心理特别重。比如发两条毛巾，一条绿的，一条红的。她要喜欢哪条拿起来就走，把不喜欢的那条往你怀里一扔，也不跟你商量。我掌握她就掌握得比较好。如果我想要那条绿的，我一定把绿的给她，说，“这绿的多好，给你吧。”她肯定说：“谁要那绿的，我要红的！”我们经常一块儿出去演出，我觉得她一个女同志不容易，总是帮她拿箱子。后来我发现，她什么都不拿。她又爱买东西，有用的、没用的买一大堆，还挺占地方，全得我给她拿着。后来，我就利用她的弱点--虚荣心强--跟她说，“蔡明，你背这包特好看，像淑女……”她说“是吗？”马上背起来，美得不行，走哪儿都背着。这两天发现上当了：“我不当淑女了！还是你当淑女吧！”我就还得给她背着。她从哪个国家回来，都有那个国家的“余震”，起码带一个星期。从美国回来，说话就“嗨！哈罗！……”从日本回来，老弯着腰，能“温柔”六七天，过后她还是她。我特爱学蔡明走路，早上出去时脸上化着妆，挺着胸，把线条显出来。等晚上累了，腰弯的跟虾似的就回来了……

　　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我与蔡明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我：明明，这么多年了，咱们两家太好了！那是推门就进，坐下就吃，抹嘴儿就走的关系啊……

　　蔡明：噢，饭馆啊！

　　我：今天你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

　　蔡明：还用你说？！今天我有点感冒，你注意到没有，我一感冒声音就特别性感……嗨！进明星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穿新衣服，现在真的过年大家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可在明星队里，每次穿上新发的运动服，高兴极了。过去说同行是冤家，进了明星队就不同了，没有同行之间那种争执。不会像演出那样，争曲目呀，争场口呀，大家互相扶持，不会互相诋毁。这份友好，这份轻松，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做着一个公益事业。其实在这之前每个人都没少做，但都“零揪儿”了。

　　倪萍原来也是我们啦啦队的，来过几次。后来可能因为生孩子，就没再来了。那年到台湾去演出，台湾人见了倪萍说：“美人啊……”我就在那儿嘟囔：“……台湾和大陆到底是分开了40多年，这审美观点差得也太远了。倪萍怎么都成了美人儿了……”把黄宏他们给乐的。毛阿敏也是我们啦啦队的，现在她也走了。阿敏在球场上跟着我们大喊大叫，跟“疯妹子”似的。完全没有大牌歌星那种缓缓的风度，什么雍容华贵，矜持清高，整个荡然无存。那英不太出乎意料，因为她就那样，暴脾气，直筒子，不吝，想怎么着怎么着，敢恨敢爱！我们啦啦队原来还有许戈辉、董文华……人正经不少哪！

　　以前我是一个“球盲”。看他们在场上跑来跑去的，那么多人围着一个球，半天也踢不进去。俩小时过去了，最后比分0比0。我就不理解，这场球不等于白踢啦？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准球迷。从进入明星足球队以后懂得了什么叫越位，什么叫底线，前锋在哪儿，托后中卫在哪儿--简称托后卫，二传手在哪儿……二传手干吗？那是打排球的……每场得上11个人……这事儿刚弄明白！现在我觉得足球是所有体育项目里最有魅力的，不管能不能进球。

　　第一次正式比赛在南京。大体育馆能装3万人。对方是江苏记者队。赛前我们先开队会。傅玉彬拿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布阵。说，这是你，这是你，XX你在这个位置……就看见他们男队员围了一圈儿，脸上很庄严地频频点头，也不知道他们听明白没有。因为桌子比较近，有的人渴了，就把矿泉水拿起来喝一口，然后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了，自己的位置已经被自己“喝”掉了。把小傅气得够呛，因为把他也给弄乱了。比赛之前有一顿加餐，小傅一一嘱咐，千万不要吃多了。我问他：“傅教练，我们啦啦队是不是也应该少吃一点儿？”

　　“啦啦队……就随便吃吧！”

　　林依轮一开始在南京方面的啦啦队，还没有“归顺”过来，我们都遣责他“敌我不分”。他一个劲儿跟我们解释：“我没办法，我姑姑就在南京，我只好向着南京队啦……”观众给他叫好。那英冲他嚷：“那我的舅舅、姨、叔叔、婶儿……还全在南京呢！”我吓唬他：“林依轮你小子还想不想回北京？！”我们一人一个麦克风，对面儿喊，全场都听得见。林依轮下来都要哭了，挨个儿作揖：“…………姐姐，你们饶了我吧！”

　　演员们彼此之间没有了隔阂，所有人都那么可爱！那一场比赛咱们队赢了，我激动得差点没哭了！演出那种愉快跟比赛胜了不一样。本来说好了我们队员要坐吉普车绕场一周，向观众致谢。也不是谁的主意，要跑着绕场一周！嗬，这400米跑的我呀，手里还举着鲜花！跑200米嘴里就开始发甜了，当然最后我还是磕磕绊绊地跑下来了。

　　在大连，明星队第一次跟金牌队比赛，我们都特紧张。那边全是世界冠军哪，主教练是年维泗啊。这怎么弄？开会啊，真的似的。他们那边开会，我们这边也开会。说怎么办哪，关键是李富胜，他是金牌队守门员哪。他要是让咱们进俩球，咱不就赢了嘛，这任务就交给我了。比赛的时候，我就一趟一趟地给富胜大哥送矿泉水，后来灌得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求我--他大连口音（学）：“行了，行了，别再给我送水儿了，让你们进球儿还不行吗？”结果那场球踢平了。那个年度我得了一个“最佳公关奖”。

　　他们金牌队队员和啦啦队队员都是世界冠军，有下围棋的、练体操的、跳远的、跳水的、跳伞的、打乒乓球的、打羽毛球的、打枪的……惟独没有职业足球队员，这是规定。这些人都认真，特别在乎输赢，但相互配合不好，上了场都想自己得分，不把球传给别人。邹振先（17年亚洲三级跳远冠军的保持者，被誉为“亚洲第一飞人”）罚点球没踢进去，我过去说：“祝贺你，大邹”把大邹气得脸发白，差点儿从此就不理我了！吃饭的时候，马晓春（当然我跟谢园打听马晓春是不是围棋九段时，谢园说，“太是九段了！那是棋王，真正的名人！他一出来我就让道儿，生怕碍他的事儿……）拿了一杯水，很“阴险”地过来了：“蔡明，今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次，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耿耿于怀呀！

　　人家金牌队纪律严明，不服不行。说6点钟集合，5点半队员全到了，一车整整齐齐。再看我们明星队这边，6点20了，刚来一小半儿！6点半过了，赵本山刚上车，还问：“今天窜（穿）红裤擦（衩）白裤擦（衩）？”还不知道穿什么哪！这帮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人精，人尖子。这些人凑到一块儿，谁听谁的呀。演艺界的人又比较散，多少年养成的习惯。演出的时候都是这样，你车等着去吧，着什么急呀，这辆车赶不上还有一辆车呢。通常下半场演员第二辆车走。把张芳明他们给累的，一个个挨屋叫。现在组织纪律性是越来越好了，差5分钟大伙就全齐了。如果有一个人来晚了，大家会特别愤怒。

　　跟明星队出来比赛，通常是头天晚上比赛完了，第二天一早就得回北京，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事。经常是天没亮就起来往机场赶，这对我们啦啦队成员来说得做出很大的牺牲--第一，女孩休息不好，显老；第二，没工夫化妆。我曾经抱怨：“起那么早，我们什么时间化妆啊？”大申（军谊）说：“你们可以半夜起来化妆嘛！”

　　“半夜起来化妆那是鬼，《画皮》！”

　　过一段时间参加比赛，大家一见面，突然发现某个人的身材很好，就会问他，你有什么决窍？因为大家都是演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材。尤其是女人，好身材比漂亮脸蛋儿更重要。节食不是一个好办法，只能多运动。去年春节晚会，要求我穿旗袍。我穿一蓝色的小旗袍在那儿候场，显“山”露“水儿”的，特“坷碜”。听人说：“哟，蔡明身材这么好呀！”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因为平常很少穿旗袍。倪巴（倪萍）看见了说：“天哪，蔡明都变成这样了！艺术征服不了观众，就只好出卖色相了……”

　　刚开始大家穿上运动服，穿上裤衩背心，难看极了！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哎哟喂！裤衩背心可不藏拙，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我说他们：“崇拜你们这些男演员的小姑娘真可怜，瞧瞧你们这身‘女人肉’啊！”当然也有好的，像毛宁呀、小红豆呀、罗中旭呀、景岗山呀身材都不错。

　　我眼神不好，如果不戴眼镜的话，在场上只能靠形体来判断谁是谁。后位就应该是阻挡前锋的。把人家背心拽老长的那位肯定是梁天。在场上还老劝人家对方：“你慢点儿慢点儿……”

　　冬临圆咕咙咚，在场上“滚”来“滚”去，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球追着一个小球跑。

　　那次本山跑着跑着摔一大跟头！脸冲下！他说：“哎呀，妈呀，墙倒了！”他以为自己撞墙上了呢，都晕成那样了！

　　记得陶金刚要入队还在考验期的时候，我们说：“给老队员打洗脚水去！”

　　“拿报去……表现不错，换上球鞋，踢踢吧！”他在足球场上这通大跳，脚面是绷着的，能踢球吗？小傅老冲他喊：“抬脚过高！”他能不过高嘛，跳舞的，那腿没怎么抬就到脑袋了。抬腿过高这事儿在他那儿实在不能算犯规……

　　已经是午夜两点，明明的眼皮开始打架，她钻进洗手间洗了一把脸，出来又喝了几口酽酽的茶，然后接着讲--

　　还说谁吧？要不说郭达……明星队怎么这么多人哪，烦死我了……郭达一上场就怕那球冲着他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对方球员说：“郭老师，您甭着急，我们不拦您，您慢慢踢……”

　　要问牛哥巩哥，不用说，跟我最好了！春节晚会剧组审查他们的相声，我坐在下面老“帮”着乐，该乐不该乐的我都乐。弄得导演直瞪我：“你这‘托儿’也太明显了吧？！”

　　我：明星队成立3周年晚会你没去，说是你姥姥去世了，一直也没好细问……

　　蔡明：我是我们家第三辈第一个，极受宠。姥姥把我从小带大，“姥姥家”这个词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姥姥”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一种安全，一种温暖，一种永恒的温暖，不管她在不在。

　　头一天晚上我从春节剧组回家，一进门，电话铃响，是我弟弟来的。他说：“喂？”我一听就瞎了。他一“喂”，我就明白了。肯定是我姥姥那儿有事儿了。我一直想春节晚会的作品通过以后去看我姥姥，可作品一直没通过，我就一直没时间去，我弟说：“姐，……姥姥过去了……”我穿上大衣就往医院跑！姥姥是9点多走的。听我妈说，临过去的时候挺受罪的，喘不上气儿来。哎呀，难受的我呀，我给队里打了电话，说我确实不能去参加晚会了。我笑不出来。这种情绪会影响别人。

　　我们回民有一个规矩，36个小时之内必须下葬。不能像汉民似的把遗体放在冰柜里好长时间。把所有亲属都等回来。而且回民必须得去清真寺，不能去火葬场。清真寺里冷极了，我在那儿为我姥姥守灵。因为穿孝，不能穿大衣。我身上套件白衣服，戴个白帽子，腰上系着白布。姥姥就在那儿躺着，灵前插着瓣儿兰香。按规矩香是不能断的。姥姥脚上穿的那双鞋是11月18日她过生日那天我给她买的。她所有的鞋都是我给买。她脚太小，我到处去给她买老太太鞋。她总说穿我买的鞋舒服。中午出去吃饭，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大家说吃包子吧？我想起了小时候姥姥给我蒸的大包子……我在外边玩，姥姥蒸好了包子往屉布上一倒，冒着热气，包子底下还有笼屉上印的小圆印。我拿一个就吃着跳皮筋去，吃完了再进来拿一个，边吃边玩儿……一会儿我姥姥问，“小明知道你吃了多少包子吗？”我说不知道。姥姥说，“你吃了7个！”……

　　我去过很多国家，吃过数不清的山珍海味，但我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是钱买不来的……时间太晚了，肃嫂，我觉得你该睡觉了……

　　我：我一睡你就该睡了，想什么好事儿哪你！甭犯懒，讲！说说过去吧，演小海霞的时候你多大？应该说你还没长大成人就成“腕儿”了。

　　蔡明：还说呢，我11岁开始拍电影，他们都叫我“小老艺人”。从干这行开始，甜酸苦辣什么味儿都尝了。我拼命的要做好，经常累得要死，就为受那句表扬。

　　拍《带手铐的旅客》的时候，在火车上拍吃盒饭的镜头。导演是于洋。一说开拍，我打开盒饭就吃。这时才发现，盒饭是猪肉的。可是已经开机，再重新拍不是费胶片嘛。我就一闭眼，硬往嘴里扒拉。等导演一喊“停”，我跑外面就吐去了……因为是回民，在剧组吃饭都是单给我做。我曾吃过3个月的吵香菇，所以我现在不吃香菇，一见那玩意儿就恶心。

　　15岁的时候排一个话剧，我演的那角色穿个旗袍，腰才一尺五。他们都说我像个大蚂蚁。我跟一个男演员演对手戏，剧情要求我扑到他怀里。有两个人换演，今天你演，明天我演，我就轮着扑。那些日子我太累了，晕头晕脑地照着一个人就扑。那个人忙低声说：“今天不该扑我，该扑他！”扑错了。

　　冬天要拍在河里洗澡的镜头，冻的哆里哆嗦的，怎么也沉不下去。就在腰里绑块大石头，愣往下沉。还颤着声儿说台词：“……真凉快……”

　　拍我开大卡车的镜头，我坐在驾驶室里，胳膊跟方向盘一边细。个子又矮，从外边看，整个一无人驾驶。还得按照导演要求微笑着冲车窗外招招手，没留神，一头就扎泥潭里了。后边跟着我的那几辆接二连三全进去了。得，那一天什么都别拍了，拖车吧。

　　拍我漂在水面上的戏。我不会游泳，就每天练漂。好不容易练会了，我就开始在水上漂，摄像机就拍。拍完了，导演说“停”，我耳朵浸在水里，没听见。他们还以为我想多玩会，就没管我。又到另一个较远的地方拍去了。我还纳闷儿，这镜头怎么这么长呵。我越漂越远，等回过味儿来了，脚下没底儿了！就惨叫起来。那边岸上剧组的几个人正聊天，有个摄像说，蔡明这动静儿可不对。几个大小伙子就跳下来救我，我一下子就把摄像给搂住了，劲大极了，他一巴掌就把我胳膊打开了。到了岸边，水已经很浅了，我就不自己起来走，仨人只好把我揪到岸上。坐在岸边我就哭起来了：“你们怎么不管我呀……我差点被淹死啊……啊……”胳膊青了一星期。

　　那次要拍个我哭坟的镜头，哭我“爸爸”的坟。一大早起来我们就往山上爬。爬呀，爬呀，老也爬不到顶，把大家给累的。全剧组的人都埋怨我，说蔡明，你干吗把你“爸爸”埋这么高的山上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导演叫埋在那儿的……

　　“文革”刚刚结束那年，电影学院要我们北影厂送10个人去上学。他们谁都不想去，觉得上学没用。因为那时都讲究“实践第一”。就我一个人想上，可又不敢说。开会时，我越想越难过，就哭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领导惊讶地问我：蔡明，你怎么了？我泣不成声地说：“……我……要……上……学……”整个一高玉宝！领导忙安慰我，别哭别哭，再给你联系联系。跟电影学院交涉，人家说，你们不是不来人吗？我们领导说，就送一个学生去，行不行？人家说，要来就10个都来，送一个人不行！这么着，我们10个就全去了。现在他们都感谢我，要不他们没有这大学文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一个老教授讲课。他说，做演员的，说翻跟头就得翻，说完他就翻了一个。他脑袋上爱长疮，总贴一块胶布。他折跟头，人起来了，胶布可粘地上了。我就笑哇，笑哇，怎么也止不住。把教授给气的，问我，“笑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笑够了我再进来！”他一出去我就不笑了，他一进来我又笑。最后把我提溜出去了。他跟我说：“告诉你，笑场，对演员来说是个道德问题！”从那以后，再不笑场了。把这句话写在本子的最前面。我就怕人家给我上升到道德问题，或是品质问题，我一准老实了。

　　那时大人们全说，这孩子是演悲剧的料儿。谢添伯伯说：你们才错了呢，这孩子是演喜剧的料儿。我记得，谢老家里特别乱，只是在墙上一个醒目的地方钉着一个红领巾。有一次他把老伴儿拉到门前，把门推开，指着房间里对她说：“你看看这屋里乱的，专门叫剧务布置都布置不了这么乱！”……虽然我现在演喜剧，其实我骨子里还是想拍悲剧。总是把自己想像成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一根一根地划火柴，流好多好多眼泪。儿子小时候不听话，我就编故事吓唬他。我跟他说：你不听话，妈妈就走了，走得好远好远。圣诞节的时候，妈妈透过玻璃看着你们，桌上摆着火鸡和好多好多好吃的。这时后妈过来看着窗外说：这是哪儿来的一个脏老婆子，把她赶走……儿子“哇”的一声就哭了，扑到我怀里说：“妈妈，我再也不淘气了，咱们这儿没卖火鸡的！”我就还得重新编……

　　我最不怵的就是拍激情戏。有的人，没开机之前玩儿命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等导演一说“开始”，他眼睛全干了，死活哭不出来了。撞墙，自己扇自己，讲悲惨故事，哼哼《哀乐》……怎么都不行。我是想哭就能哭出来。春节晚会和郭达拍小品《父亲》，每次彩排我都掉泪。那天一下台，一哥儿们说：“……蔡明，又哭啦？差不多得了，别每场都给他们哭！……”完了，完了，本来我特激动，情绪一下子全没了……

　　我特爱哭。有一次拍戏，条件很艰苦，所有的女演员都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有一天我老打嗝，没完没了地打--所以到现在我都不喝可乐，因为喝了以后，我就会很“妩媚”地对着人家打嗝--趁我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商量好了，等我进来他们说：“蔡明，刚才陈强老师来了，问你跟他借的那10块钱，可以还他了吧？”那时候10块钱什么概念？我一个月才挣多少啊！给我吓的，也不打嗝了，说：“我确实没有借过陈强老师的钱，真的，真没借过……”说着说着我眼泪就下来了。大家说，“没借就算了，我们跟你开玩笑的，看你打嗝太难受了，吓唬吓唬你……”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你们说什么不好哇！……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许要别人东西啊……不许借钱不还啊……呜呜……”怎么也劝不住，哭了俩小时!

　　“文革”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批判我的一个老师。谁都懒得去，就派上了我。让我老师交待问题，老师说着说着就哭了。老师哭了……我也就哭了，而且还没完没了，把会场气氛全搅和了。会议的组织者决定提前把我送回去，并跟我们领导说：“以后不要再派蔡明来，阶级立场太不坚定了！”

　　我爸爸从我出生起就为我整理照片，一直到我出嫁那天。他把几摞厚厚的相册交到我爱上手上，跟他说：“以后就是你接着整理了，我闺女心粗，你细心一点……”给我哭的呀！都不想跟我爱人走了……

　　我从小喜欢《简爱》，就想嫁给罗切斯特，瞎了也成……怎么喜欢残疾哪？我要有了钱，就办孤儿院，能救几个孩子就救几个……人家说一般从小受过刺激的才立志办孤儿院哪。我没有，小时候我们家没人虐待我，童年挺幸福的。我小时候老头晕，一说头晕，奶奶就给我买冰激凌。后来我一想吃冰激凌，就说自己头晕……后来一看见卖冰激凌的就头晕。有一次，奶奶刚给我买了冰激凌，就看见旁边过去一个要饭的。他没有腿，屁股底下放个小板子，两手撑着往前走。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要嫁给他，挣好多钱，给他买冰激凌吃，再也不让他去要饭了。在路上看见要饭的，我总得给他点钱。后来我看了一本书，上面说，好多乞丐家里都盖楼了，我特生气。可再看见要饭的，还是忍不住给钱。心里总在想：要是这个乞丐家里还没盖楼呢？

　　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同学有个奶奶，半身不遂。全家人都不管她，让她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阴暗，潮湿，从没有人到她的屋里去。我到现在都能想起屋子里那股子味儿来。她身上永远脏兮兮、臭哄哄的。她走到哪儿，后边都跟一大帮孩子，用石头砍她，用唾沫啐她。老问她，你儿子给你多少钱？她总是说，有限。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叫她“有限”。我从来不欺负她，但我也没能力阻止别的孩子。老太太只要出去，就没有一次不带伤回来的。我很难过，就经常偷偷地给她送个豆包，送块糖什么的。老太太看所有孩子的眼神都是恐惧的，只有看我的时候，才是那种慈祥的老奶奶看孙女的眼神。有时候，老太太还从铺底下拿出一块脏乎乎的东西给我吃。终于有一天，老太太上吊了……

　　还有一次我住院，碰见一个烧伤的女孩。她总是躲着别人，像幽灵一样。烧伤病人的病房里都没有镜子，她也不知道自己烧成了什么样子。可突然有一天，她从人家送给医院的一块匾上看到了自己！便不想活了……我天天去找她聊天，给她说“包袱儿”，讲笑话。后来我们分别出院了，有一年春节我接到她一张贺年卡，上面写道：“亲爱的明明，本想从你这得到一缕春风，但你给了我整个春天。”

　　我老这么想，也不用倾家荡产，就在您方便的情况下，能帮就帮帮别人。帮别人，其实也是帮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我们这职业就是做善事的职业嘛……我讲得乱不乱？

　　我：……乱是乱，但乱了敌人……

　　蔡明：也乱了自己！

　　我：……你住院治什么去了？

　　蔡明：我治雀斑去了！

　　我：治好了吗？

　　蔡明：没有，更厉害了！哈哈哈……

　　我：明明，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下回再找你。我走了，你脑子也别闲着，走脑子啊！

　　蔡明：不走脑子还走肾呵？

　　我：下一个我找谁？

　　蔡明：就找郭达呗，他太逗了！

　　我：那你先跟我说说。

　　蔡明：郭达跟我也倒了霉啦。在西藏演出，我高原反应太厉害。那次我演个护士，糊里糊涂的，拿个针头一家伙就扎到郭达屁股上了。郭达一声惨叫！我还琢磨：郭达这叫声儿怎么跟平常不一样呵？后来才反应过来，拿的是真针。后来热地书记还来看，问，没扎到坐骨神经上吧？

　　过两天我去参加一个“心连心”的演出，我演一个劳模，郭达演记者。本子写得不太成熟，大意是，这个女劳模特别不爱接受采访，淡泊名利。后来我跟作者说，这么着吧，你把这劳模改成女扮男装，这样还能有点效果，闹点误会什么的。郭达也可以拍拍我的肩膀，后来真相大白，有点喜剧因素吧。郭达说，我要求拍胸大肌，我给他屁股一脚……其实郭达收拾收拾挺帅的，就是头顶有点秃。他经常说，我要去理个发。我说，理发的前提是你得有“发”，没“发”你理什么？据他说周围一圈儿头发也长。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主持人突然袭击，给我提问题：“听说郭达特别‘抠’，你跟他合作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请你吃过一顿饭，是真的吗？”逢是这种时候我都特别注意维护郭达的形象。我说，“胡说，完全是谣言！谁说郭达没请我吃过饭？他请我吃过早饭！牛奶、鸡蛋、方便面，让我任选一样……反正想搁在一顿吃是不行的！”

　　郭达是特别“抠”。每天背一破包，里面的绳都磨出来了，还背着呢。后来他儿子从英国给他带回来一包，是个名牌。只拿出来让我们看了看，从来没见他提溜过。我说郭达你怎么不提溜你那包啊？他说，怕磨坏了。买包不就是为提的嘛？他说我就是提溜这包，也没人相信是真的英国货。人家肯定认为是温州出产的，或是白沟出产的……那天我们几个人议论，要在健身俱乐部办个证，得花不少钱。郭达听见了，转身捡起一块砖头举了两下：“胡说哩嘛！举这个不一样锻炼嘛！”

　　郭达特别好说话，永远去那吃亏的。演出没人愿意开场（演第一个节目），他开；坐十几个小时的大面包车去演出，没人愿意坐最后一排，嫌颠，他坐。而且别人已经坐最后了，他还得跟人家换过来。说这样心里不累。要不老想着：后面坐的那人多颠哪……

　　郭达是出了名的好心眼。有一年春节晚会我们的小品没通过，导演照顾我们露一面。有个联唱，让我们把另外两个演员替下来。郭达死活不干，说我们宁可不上，干吗要占人家的位置……出国的时候，有个女演员把钱丢了，直哭。郭达把自己带的钱一分为二，给了人家一半儿。在饭店吃饭，小姐跟他说自己家里怎么怎么穷，丈夫病了，孩子死了……他给人家好多钱，还说，真可怜！别人说，呸！你信她呢，她跟谁都这么说！要不怎么骗小费呀！

　　我入队以后，老搭档郭达我也得把他拉进来呀。我动员他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行，别给人耽误事，我不会踢球！”我说，“你觉着自己是根儿葱哪，谁拿你炝锅呀！谁指望你踢球啊，这是一种荣誉你懂不懂啊？！”郭达眨巴着俩大黄眼珠子看着我，我进一步“诱惑”：“而且，还发衣服……”他听完这话以后马上决定参加。开队委会时，吴大哥（吴振绵）说，“现在咱们研究一下郭达入队的问题。”傅玉彬看看我说：“……蔡明那么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也不敢说不同意啊……”郭达入队以后，每次发衣服他可积极了，发了运动服就送人，下一场比赛老没的穿。经常穿得花花绿绿的就来了，都不配套。一问，又送人了！本来就是抱着领衣服的目的进的明星队嘛。每次他领完衣服我就说，“郭达，你可以走了，反正踢球也没你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