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田中对于政治的阐述的基本立足点是社会模式的分类。

　　民主或是专制的划分是社会模式的一种，而模式是构成科学思想的连续统（CONTINUUM）中的一环。在当代社会学中，根据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划分，模式的构建其实是一种非常“先验”的科学理论。如果以从“先验”到“事实”来进行排序的话，它位于仅次于“一般理论假设”和“唯心主义取向”的第三位置，甚至比概念的提出和定义的解释还要主观。对模式的划分本身就取决于划分者的知识体系，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论上的不同传统通常会把科学思想连续统里的某一层次视为比其他层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对于这种决定性成分的各式各样理论的理解，成了科学主要传统的基础。心理学中医生的“上帝情结”、法学家的规范主义倾向、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理解的功能主义基础等等，都是这种“唯XX主义”的表现。“模式是被有地意识简化和抽象了的世界画面。”（《理论是什么？》（美））功能主义理论论证说科学家的政治倾向产生模型。而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认为采用功能模型或者制度模型的决定产生意识形态信仰。无论是哪一派的看法，至少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模型的采用和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信仰密切相关。例如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型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亚细亚模式（由于现实政治原因，国内教育没有提到，但是这是马克思的原著中给予的划分。）”。原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后人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社会模型的划分则一般是根据孟德斯鸠划分衍生出来的“强势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关于社会主义政体的称呼不一，一般不称为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一般是指圣西门等人所设想的社会体制，右派称马克思主义是极左集权主义。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意识形态对于模式确定的影响和模式确定后由于意识形态而对各个模式的态度的影响。这两种划分方法很明显都是制度模型的，也有一些不同于这两种主流学术流派的制度模型的模式划分法。有的认为在划分社会形式时应实行多维因素，如应充分考虑社会的精神支柱，例如神学的封建社会、科学的工业社会等等。（孟德斯鸠和奥古斯特.孔德）而把文明社会单纯划分为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很明显过于简单，民主或者专制是对社会制度的定性描述，而非划分方法，但是对于一般的非专业人士而言则特征相当明确，便于理解。恕我直言，田中芳树虽然是一个涉猎极广的读者（个人介绍说他高中时将附近的图书馆里的书看光了。）、一个相当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但很可能他对于近现代和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一无所知。或者还有一种可能：田中小说的预计读者只是一般的通俗读者群，所以他以比较接近简单的普通理解的方式来传达他的理念。无论如何，本文既然要讨论田中的政治思想，就必须根据他的划分来着眼。根据这种单纯性质的描述性两分法来划分的话，封建社会、亚细亚模式、强势政体、君主政体都属于专制社会，共产主义、共和政体、民主政体属于民主社会，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特殊，两者都有。从这个归类中可以看出，田中芳树的划分方法基本还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孟德斯鸠式“强势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四分法为基础进行简化抽象的，所以本文的讨论也会使用这种分法来进行解释，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暂时放到一边。为了展现两种思潮的冲突，田中设计的《银河英雄传说》的世界是以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冲突作为故事背景和基本前提的。可以说，这种设定是非常妥当贴切的，距离读者较近（相对于强势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冲突而言），人物的思想发展比较完善，便于诠释作者思想。但是在这样设定却并非十全十美，它导致了一种误导，即专制必然和世袭君主紧密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专制与否是一种对社会状态的定性描述，它不一定就代表了在继承者问题上的世袭选择。孟德斯鸠最初在划分社会模式时就把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划分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就是共和政体；某个人通过既定的法律治理国家的就是君主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全凭某个人的意志任性行事的乃是专制政体。”（《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节，《全集》第二卷第239页）分清共和政体是由全体民众还是一部分人掌权的目的在于说明有两种共和政体：民主共和政体和贵族共和政体。一个政体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寡，而且也取决于行使这种权力的方式。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是由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制度，但在君主政体下，掌握最高权力的这个人是按照既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的，而在专制政体下，他可以不凭法律、不照规章行事。因此，确定一个政体的性质的标准，或者说是政体的可变参数有二：最高权力掌握在谁手中？行使最高权力的方式是什么？所以说，罗严克拉姆王朝相对于同盟并不是代表着专制制度，而是代表着新生的，尊重荣誉和职责的君主制度。但是并不是说田中就这一冲突而发表的对于民主和专制的讨论失去了基础。田中芳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此。相信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是民主制度的信仰者。我们面临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对比时，毫不犹豫地会选择民主，但是，如果我们面临的是新生的君主制度和腐败的民主制度的对比呢？不要忘记了：“一切君主政体都将像河流入海那样堕入专制政体。”君主政体一旦不尊重等级、贵族阶级和中间阶级，个人专横、独揽大权就会变得毫无节制。君主政体梦寐以求的就是专制政体。

　　那么大家会觉得既然君主政体可能导致专制政体，那么我们自然应该选择民主政体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诺贝尔奖命题——一切最民主的制度都有可能导致最不民主的结果。现在我想讲一讲田中思想中的重点——民主和专制的关系。

　　随着法律由帝王的个人报复逐渐转变为社会约束和规范，权力的掌握也由君主个人转变为人民共有。在这一过程中，看似杜绝了权力集中带来的恶劣结果——专制，实际上却绝非如此。民主的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这一原则必须建立在人民行为的理性主义理解，即功能主义的基础上。事实却恰恰相反。意大利的维尔福雷多.帕雷托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证明了人类的行为绝大多数都是非逻辑的（不是反逻辑的）。法国的涂尔干在做宗教学总结的时候提出宗教是集体行为的结果。当人民被反理性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狂热，这种情绪流感很容易传染给更多的人，从而使民主政府作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违背民主精神的事。

　　贵族共和制的罗马共和国是民主制度的纪念碑。尤其是在后期，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会，设立了专门由平民担任的平民护民官。这时候的罗马已经不能简单地算做贵族共和制，而已经成为至少1500年内无人超越的民主共和国的典范。但是，就是这个最最民主的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146年，打败夙敌迦太基人以后，把全城男女老幼全部变成奴隶。为了能够给罗马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他们采取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办法——把迦太基全境的土地都撒上了盐，以使其“永世无法耕种”。这个让种族灭绝主义暴君都无法企及的杰作，正是打着护民旗号的民主决定。同样也是这个罗马共和国，在“三头执政”结束后，以绝对多数同意授予恺撒“独裁者”职位，给予他极大权力，这也是把恺撒视为神的罗马人民的意志。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恺撒流传千古的“三V文书”的诞生——“VENI，VIDI，VICI.”（见过，到过，征服过。）如果说恺撒大帝是被人民间接推上帝位的话，那么元首希特勒的出现则是直接的人民意志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纳粹主义实现他们理想的希望，完美的领袖形象，狂热，希特勒几乎可以说是定义了民主制度中所诞生的专制制度。最为讽刺的是，希特勒的罪行几乎都是他早已发表过的政治主张。民主制度导致的专制，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集体暴力的不可逆转性，权力的绝对集中使这种少数服从多数导致的专制从根本上是无法从内部纠正的。（除非使用特殊的暴力形式，如对恺撒的暗杀，况且恺撒的死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

　　历史的真实已经体现出了民主导向专制的可能性和可怕程度。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和日本合为一国，有人提出将日本人灭绝，全民投票的时候可能会以90%的绝对优势将1亿多人口从此消除。不要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60、70年代的中国人很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投票结果。民主的本意是体现人人平等和权力共享，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却以社会排斥的方式从根本上扼杀了被排斥分子的权力体现。一个专制君主作出这样的决定，反对者可能为被排斥者辩护，他们自己也可能反抗。一个专制社会以立法、司法、行政的方式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连反抗和辩护的力量和机会都没有了。

　　既然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一样可能导致专制，甚至可能导致更可怕的专制。那么为什么人们仍然如此偏爱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意愿。并且，相对而言，民主制度如果要防止滑落到专制的深渊，要更容易。只要保持权力分立，各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监督，就可以得到保障。当然，最重要的是人民自身对于极端情绪和政治煽动的警惕与防范。绝对的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出现，虽然战时应该存在可以作出迅速判断的独立权力。不幸的是，古典社会学证明了战争是社会的本质决定而非人类本质决定的。这一论断否定了通过人为努力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我仍反对这种权力的存在，应该从根本上尽量回避绝对权力，从而减少战争，而不是为了战争赋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权力，允许出现战争例外可能会使居心叵测者蓄意挑起战争。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田中的个人主义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澄清的一点是，有的朋友不喜欢听到“个人主义”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贬义的描述，或者至少觉得这种观点比较功利，不是那么高尚。“集体主义”，一听就是忧国忧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所为；“个人主义”么，多多少少觉悟总不够高吧。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是集体主义的教育，没有系统化地接触个人主义传统，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偏见。其实，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对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尊重。民主、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等现在已经渐渐为大家接受，并可能成为部分人个人判断基本标准的思潮，无不是个人主义的衍生和发展。个人主义对于一切集体、结构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切集体和结构都是由个人组成和决定的，个人是基础。从田中代言人的杨威利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田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杨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对唤回民众独立判断力的梦想、对以崇高理想为幌子愚弄人民的厌恶、对集权主义的抗拒等等，无不表现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思想家。“国家并不是由细胞分裂而形成个人，国家是结合一群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人所构成的，在此前提下，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在民主社会中是不辩自明的道理啊。”（——《雌伏篇》第五章之“审查会”）杨的个人主义言论随处可见，上面引用的这一句是比较典型的，这是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关于如何判断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和集体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见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的著作）田中芳树的个人主义思想现在已经无可置疑了。为什么个人主义理论如此诱人和强有力？因为他们以一种公开的明确的和彻底的方式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力。但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性。个人主义立场的自由是以巨大的理论代价换来的。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构的唯意志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主义理论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如果只有单纯的个人主义立场，却没有对于社会结构调整的行动，就无法事实上维护人权。杨的例子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同盟的人民被非理性主义所蒙蔽和愚弄，杨却无力制止。（或者说是基于自己的理念，不愿采取违反个人主义和民主传统的行为来制止。）

　　既然已经讲到了这里，顺便也谈一下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吧。杨威利（田中）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所以我这里也就只谈谈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帕森斯在他的第一次综合论里就发展了自由主义理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思辩方法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分裂开来。当然，在帕森斯成熟时期的结构功能主义把哈佛大学和他自己推到世界社会学的中心以后这一理论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只有部分哈佛的研究生还在进行发展。让我们回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帕森斯对它的研究无人能出其右。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假设：如果个人仅仅根据天生的本能行动，那么他们是理性的；如果个人仅仅追求自己的权利，那么社会能够“自发地”平衡并满足其个人的需要。帕森斯把这种假设称为“自发的自我调节机制”。然而他指出，仅限于这种自发的自我调节显然是不可能的。讲到这里又要谈到民主制度里最容易引发民主专制的那些偏执的群体狂热问题了。

　　“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世界呈现出各种尖锐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不安的无序状态。个人自由受到来自政治上左的和右的冲击。至高无上的理性成了被冲击的对象。（“各种个人主义日益受到严重的抨击，理性的作用和科学知识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攻击”）。从右的方面来看，有纳粹主义的威胁（“我们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理性主义的理论所淹没”）；从左的方面来看，有共产主义的威胁（“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有机论理论”）。帕森斯认为，正是从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不足的批判中暴露出这些左的右的集体主义传统的险恶面孔。”（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贾春增博士后译）

　　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本人也是人道主义的信徒。不过在这里讲一个小问题当作笑话吧。就是人道主义自身的矛盾所在。人道主义的根本是对个人权利和意志的尊重与对他人痛苦的仁慈。但是这个原则在一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与矛盾，即安乐死的问题。基于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则，应该支持安乐死行为。但是这又在另一个方面支持了自杀。既然对自己的病痛无法忍受，“看不到希望”的人有权安乐死；那么对于自己的生活的痛苦无法忍受的人，是不是一样有权利自杀呢？自杀是人道主义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安乐死的“看不到希望”可能是因为知识不全面，明明有治疗希望而没发现。这个与想不开，看不到应有的出路而自杀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法国的雷蒙。阿隆是个思想深刻、眼光尖锐的评论者，但是他在提到人道主义的时候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人道主义有局限性。可能也是同样身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无奈吧。

　　来源: 搜狐动漫论坛-银河英雄传说 作者:民主的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