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大师初结中国缘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电影笔记

　　“我看到了勇敢”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张悦)

　　史海探疑

　　“左翼”伊文思的烽火中国行

　　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张同道先生是《纪录经典》系列纪录片的总导演，这一纪录片中有两集的篇幅给了伊文思，他向记者介绍了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以及1938年中国之行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多变的创作历程

　　张同道认为伊文思一生的创作可分成四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是以《雨》、《桥》为代表的先锋电影阶段；进入30年代，开始了《英雄之歌》、《西班牙土地》、《四万万人民》等纪录片的拍摄，他称之为“左翼”电影阶段；之后是以《愚公移山》 为代表的“真理电影”阶；1988年伊文思去世前完成了《风的故事》，用自我反射式方法把“玄学”、梦境引入纪录片，所以最后这个时期也被称为“超现实主义”阶段。

　　周旋在政要间的中国行

　　根据张同道搜集的资料显示，在与海明威合作拍完《西班牙土地》之后，一个由进步电影人创办的美国电影公司告诉伊文思中国也开始有战争了，希望他能够去拍摄。伊文思就找到了根据赛金花小说拍摄的电影《大地》的女主角蕾娜，由她出面找到了中国华侨出资。

　　伊文思一行从美国起飞，经檀香山到香港，伊文思在飞机上研究中国，读的是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辗转到了武汉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表面上很客气地留伊文思吃饭，其实是不让他走，并派人监视他，因为他们对这个从美国来的摄影师并不信任。伊文思在蕾娜等许多美国演员的联名担保下才得以脱身，先到郑州，再到徐州战场，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张同道说，在“台儿庄”一役之后，伊文思一心想去延安，走到了西安，宋美龄打来电报进行阻拦，周恩来也为大局考虑劝说伊文思不要去延安了。周恩来与伊文思的这此接触，成了两人间将近四十年的友谊的开始。(实习生 张悦)

　　链接

　　外国镜头下捕捉“红色中国”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延安时拍摄了一些新闻电影素材，这是外国人在根据地最早的拍摄活动。当年底，美国人哈里·邓汉姆摄制了一部更具价值的纪录电影：《中国要给予反击》。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和必将统一中国的人，而关于当时已由星星之火逐渐燃成燎原之势的“朱毛红军”则只是略有传闻。由于受到阻挠，伊文思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时费尽心思要揭开这个迷，最终也无多少成果。而在《中国要给予反击》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并介绍了中共当时的情况和主张。影片凭着独一无二的报道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以致于有了后来苏联人罗曼·卡尔曼拍摄的镜头遍及国、共两党治下11个省份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人物

　　尤里斯·伊文思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坐标系 1938年

　　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最著名的男性克拉克·盖博在一次媒体的票选中被评为“电影皇帝”。

　　8月7日，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他的表演艺术理论“斯坦尼体系”对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产生过巨大影响。

　　4月7日，李宗仁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二万余人，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