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最早看到她的表演，还是上中学阶段。她演的一个电视剧，一个思想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家庭教师。当时，只觉得这女人真够健康的，按现在的说法，还有股酷劲。后来随着《红高粱》的为国争光，巩俐也屡屡上了当时最红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的封面。她很少笑，大耳环挂着，异常饱满地为我们送来一个个暧昧的眼神。她像一个成熟的果实，仿佛随便一挤，就能流出水来。她在《红高粱》里不像她的玉照那般面沉似水，动不动就露出她标志性的小虎牙，学生气十足。那年她22岁，还未从中戏毕业。有着这样怯生生的笑容，实在太过正常。但我更爱看她目光呆滞的时刻，心知欲望迟早是要被引爆的，却不知会爆炸成一个怎样的情形，是血肉横飞，还是欲仙欲死。好在《红高粱》里的九儿，这两点都相当圆满。

　　没有张艺谋，她能否成为威尼斯电影节影后，或成为国际A级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被奥斯卡委员会接纳为会员，并被《人物》杂志评为全球50大美人之一。恐怕不会这么平步青云，而会坎坷得多。有记者问过张艺谋，以后还会与巩俐合作吗？张艺谋运用了外交辞令：不排除这种可能，有合适的剧本，我们还会再次合作。离开巩俐的张艺谋，仍然声誉甚佳，跟陈凯歌、孙周合作过几部重头戏。孙周还让巩俐再夺金鸡影后。但巩俐已不复张艺谋时代的光华灿然，她现在到了她事业的滑翔期。

　　有评论说，孙周比张艺谋更能挖气掘巩俐的女人味。在我看来，从东方男性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来看，巩俐的女人味是无需张扬的，她微厚的嘴唇和高扬的身躯已经很说明问题，再要展示她有些诗意的欲望，都是画蛇添足，反倒使巩大美人失了光彩和那份泥土的芬芳。张艺谋在这一点上，就清醒地多。除了《菊豆》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还让巩俐放射出颇有些本份的骚浪外，张艺谋对巩俐的处理，皆淡化其女性魅惑。这里又以《秋菊打官司》和《活着》最为明显，展现的是女性在细碎、平俗的生活流中的沉沉浮浮。将性别退让给性格，并将女性概念稀释到“人”的定义上来。巩俐在张艺谋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她们的自然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她们的合法伴侣常常是这样的，麻疯、阳萎、老人。即使是个好男人，也会被男人踢坏（陈源斌的原作《万家诉讼》里男人的伤好像不在命根上，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强化了这一点）。于是，她们的反抗精神也就蓬勃了。试想，你的生理需求如何与社会平衡作一较量，这无疑是一桩螳臂挡车的壮举。

　　女性的符号化不仅在张艺谋的电影里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也只具备符号意义。你真要赋予她们血肉，倒像是在自欺欺人。就像祥林嫂，我们只看到她受着四大枷锁的捆绑，她内心只有稍瞬即逝的幸福感，而绝无动人的诗意，她也只是个符号。张艺谋在这一点上，是太过清醒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人，大太太是在等死就不用说了，二太太的笑里藏刀，拼命维护其女奴的那一点残羹剩汁，三太太早就扭曲了，偷情不成，反送了命。四太太，也就是巩俐饰演的颂莲是二太太和三太太的结合，既想让自己的名份上一个台阶，又想拥有身心愉快，结果两头不讨好，疯掉了。这里的女人像动物样嘶咬，又有什么美感可言呢，更别说让人血脉贲张的性感了。虽然巩俐得了好几个影后，但总有人说她与演技二字无太多缘份。我想张艺谋也不想让她演出个什么东西来，巩俐饰演的都是旧时女子，旧时女子又有多少表演空间呢。巩俐那种半表演不表演的状态，对她自己，对张艺谋而言，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巩俐在《秋菊打官司》中的表演确实值得称道。这本来不是巩俐的昙花一现，目前来看，可能也就是一朵昙花。

　　张艺谋的电影和他的女性形象一样，只是概念的输出输入，并渐次抹去了感情色彩。巩俐饰演的那些女人，多少还有些生理上的疼痛，而张艺谋对这点也难得顾及。

　　瞿颖：《有话好好说》是部不折不扣的男人戏，瞿颖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好让这场闹剧更为通畅。所以，影片后半部分，就没她什么事，剩下两个男人在结结巴巴地磨嘴皮子，顺便结下深情厚谊。假如换作巩俐来演，我估计这剧本都得重写，很可能会往悲情的路子上走。瞿颖演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显然比巩俐更得心应手，更关键的是，瞿颖对时尚的把握更容易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瞿颖的身形更显朝气，在朝气扬洒之余，那种花瓶感也跃然银幕之上。而巩俐主演的绝大部分影片，都会有一个男人为她去生去死。而瞿颖从形象上来讲，没有这么大的负累。张艺谋对现代女性的处理仍是符号化的，并将它放在了一个随时可以替换，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来。

　　魏敏芝：这个少女版的秋菊，显然比秋菊更缺乏女性的甜美。但那种原生态的表演，并不逊色于经科班训练过的巩俐。至少，她是极为合适的。前段时间看到她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纪录片，落榜了。她的姐姐挡驾，让那些记者不要跟过来，并说魏敏芝还要去考的。看得出来，她跟银幕上那个临时拉差的小民办教师一样，都有股“一根筋”的劲。张艺谋对“一根筋”向来情有独钟，他影片中的人物大都是这副德性。这倒不是信念坚定，而是带种生物性的条件反射，不自觉地就会把道理往死里认。这类人简单，直接，对社会的抵触，不会触及要害。因为她们对社会的诉求，也是平实，易于满足的。相反，她们那种一条道跑到黑的劲，为我们这个欲望与现实总处水涨船高的世界平添了趣味。所以，张艺谋越到后期，越不会给此类人等安排不见棺材不落的局面。在魏敏芝身上，更是春风拂面。《活着》里的福贵是善于变通和顺应，逆境在他身上只会留下印记，而不会留下真正难以弥合的创口中。到了《英雄》，无名和残剑是争着改变主张，还一脸凛然，真正一根筋的还是秦王，他是铁了心的要“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

　　章子怡：她一出场，人们都说她是稍稍缩水的小巩俐。她红的速度和巩俐有过之而无不及。名导、大片纷纷与她有了瓜葛，并频频出席国际A级电影节。作为巩俐的校友，也是在就读期间，拍摄了《我的父亲母亲》。一派清纯，从气质上来讲，也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她之后出演的《卧虎藏龙》和《紫蝴蝶》，这股劲更为浓烈而鲜明。张艺谋喜欢倔妮子，但却不必太刚烈。她们更多的时候是跟自己较劲，章子怡招娣雪夜寻郎，大病一场，只是年轻女子情怀激烈难以自制的表现。美是美矣，只是在影像里，太见怪不怪了。她在《英雄》里，连梁朝伟、张曼玉这样的国际影帝、影后都不复光彩，何况她乎。在《英雄》这部影片里，人人都将沦为影像丛林的几抹颜色时，她是最不起眼的那一抹。《十面埋伏》里她会有怎样的光彩，只能拭目以待了。

　　董洁：当年的选秀风波，不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个在春节晚会上站在谢霆锋身边的女孩，谁也不知道，她会成为目前为止，第四个谋女郎。那片子叫《幸福时光》，她是个盲子，后来在《天上的恋人》里，她演一个哑子。这姑娘眉眼与巩俐也有几分相像，显示了张艺谋一贯的品味。只是她的弱不禁风，却成为谋女郎中的异类。她和魏敏芝一样，都有种干净的味道。魏敏芝是天然的，董洁的一颦一笑，明显受过教化，只是教化的还算干净。她那种亲和力不足，但却惹人我见犹怜的风范，毕竟不符合张艺谋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女性策略。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合作过，连合作的消息都很少传出来。她现在在王家卫的泽东公司里就职，祝她好运。她若长得健壮些，眼神里再有些乡野间的戾气，兴许张艺谋还会找她。

　　有段时间，张艺谋不承认他是位女性导演。假如把女性导演的定义严格化的话，好像只有像阿尔莫多瓦和沟口健二之流才担当的起。张艺谋显然不是，但女性将成为张艺谋主题抒发的出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张艺谋强调女性的独立意识，却让女性在更大的社会规范里或无力而作，或心悦诚服地被湮灭掉。看上去，她们不是男性的附庸，实际上却成为男性自虐时最好的对象，是种更高级的乐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李保田让人枪杀他，实际上毫发不损地，并将不合规矩之人全数解决，像极了一个游戏。张艺谋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在完成一桩游戏，不是消亡，就是该干嘛干嘛。(文/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