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不少见过张艺谋的人，都说这是个低调的人。我也有幸瞅过他几眼，跟传说中没有什么区别。有次和张艺谋的同班同学，他的从前的搭挡顾长卫聊过张艺谋，他说张艺谋在学校，包括在做导演之前，是个寡言的人。只是拿起导筒后，才变成了话唠，一旦打开话匣子，还有股关不住的架势。想起一位伟人说的话，社会真是一所大学，什么人只要你想跟忧郁而莽撞的社会作一亲密接触，你就会变成这社会的一块红红的砖头，那里需要，那里搬，并不再忧郁而莽撞。张艺谋是否修炼到这个境地，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他是有这个慧根的。

　　太阳最红，和平最好

　　电影频道曾在2004年4月，播过葛优电影周，无意中又重看了《代号美洲豹》，这部据传张艺谋最不愿提及的影片。其实这部子放到那个时代，还是有一定的实验性，其实验性甚至超过了张艺谋的前一部影片《红高粱》。《红高粱》和第五代的此类影片在美学构成和题旨要义上并无质的差距，而《代号美洲豹》第一次涉及到了中、台合作，这显然是一出政治理想，不知道张艺谋是否也存此念。看得出来，这片已为他后来《英雄》中提出的“和平”二字露出了端倪。这场“和平”的代价，也是太多人命丧枪下，劫机犯、平民、包括职业军人。和平来之不易呀。在我看来，《代号美洲豹》讲述的是一起不成功的劫机，也是一起不圆满的解救。解救的结果违背了解救的目的，死了太多的人。张艺谋并没有为这部影片放入太多的悲情，偶尔流露出的英雄颂歌也牵强的很（片尾曲由屠洪刚演唱）。张艺谋是冷静的，不管他第一次处理这样的题材是多么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也是冷静的。为了彰显其冷静，掩饰其力不从心，影片采用大量伪纪实手法。一个又一个大小会议的定格画面，仿佛世界各地的政要人士都瞪大了眼睛，关注着这一劫机事件。中国俨然成了世界的中心。这显然是从加夫拉斯著名的政治影片［Z］中沿袭下来的叙事策略。同时，这也是［代号美洲豹］予人最大的梦幻。这梦幻不是私人化，而是与上层建筑有着紧密相连。

　　张艺谋的电影涉及政治，但绝非政治电影。政治电影要求创作者是一定要有态度的，而张艺谋没有。政治和他的民俗、性、暴力一样，都是一块块准备浸染的绸布。所以某些有识之士人说看不懂张艺谋的电影，或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很纯粹。也许这两点，是张艺谋电影的精髓所在，也是他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地位的根基。

　　《红高粱》里是一群造酒师打日本鬼子，最后只剩下父子二人被白太阳照着。《菊豆》是两个父亲都死了，那染坊也在火海中灰飞烟灭。《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醋海酸风，俨然是个小社会的模型，所以的反抗者不是死了，就是疯掉。《秋菊打官司》本来是想赢来一个“说法”，可说法真的到来，在越发冷然的权利面前，秋菊却一脸迷惘。《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涉及到了颇为久远的江湖，那个孩子在优雅而冷酷的斗争面前，被倒挂着，这个世界只能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他面前。《活着》把人的愿望降到最低限度，只是将日子一天天捱过去。《有话好好说》借葛优饰演的警察之口，道出“有话好好说”的劝世恒言，不“有话好好说”的下场不是头破血流，便是锒铛入狱。跟《秋菊打官司》一样，在张艺谋首部进城的电影里，都表现了权利对民众的温情抚摸，民众对此抚摸，前者是不太适应，后者则故伎重演，演绎出一场闹剧。

　　我个人认为《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那两个活宝，都具备忧郁和莽撞的双重特色，并有着自以为是的一派天真。姜文是对权利无知，李保田又对权利太过熟练。这两人形成互补，并最终完成了对权利的皈依，他们的以身试法，也使他们悦诚服地走上了一条“有话好好说”的光明大道。很多人说，张艺谋的不少电影有寓言的性质，可这篇寓言是最让人哭笑不得。它与张艺谋前作中夹缝中求生存的硬道理作了一番潇洒的告别，仅仅是泡妞未果，而引发的一次对权利的全新认知。权利在这部影片里更具普遍性和渗透力，也更显权利的无所不在。就好比你在饭馆里吸烟，都会有老太太来干涉你。而李琦饰演的大师傅也非常认真的充当了一次权利的执行者。在这种偶然和必然错杂交错的权利罗网里，你不是放下屠刀，就是疯掉。两个人如小丑般在那座饭店里，供人观赏。权利反抗者的下场不再悲绝，而变得荒唐了。这部影片是张艺谋告别巩俐后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关注当下都市生活的电影，目前来看，还是惟一的一部。（《幸福时光》也是城市，不土不洋，不提也罢。）更是张艺谋的创作风范趋向平静的一部电影，后来他的电影越来越安静了，到了［英雄］，就变成了九寨沟的一湖如镜。

　　无关喝彩，只需注目

　　有次跟几个影迷聊起张艺谋，他们想找出他的特异之处。找了半天，茶水也是续了又续，都快没完了。一个哥们才说张艺谋的电影跟陈凯歌、田壮壮、包括拍《晚钟》时期的吴子牛相比，最大的差异不是什么后殖民语境，而是张艺谋的电影缺乏自传色彩，在他迄今为止的12部作品里，我们听不到张艺谋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他的电影是各类意志的派生品，这意志可以是文化思潮、也可以是艺术规律、更可以是某个政治概念。所谓“自传”，并非像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那般，导演本人亲自做画外音的解说，并让一个老人满山遍野地喊自己的小名“阿孝咕”。而是一个导演透过影像，展露自己对世界的呼应，对人生的喟叹。张艺谋的电影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是模糊的，不如说是过于冷静的。说“文如其人”，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倒是都够内敛的。

　　张艺谋曾说他很喜欢黑泽明，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运命。这个身材高大，自杀过多次的日本电影天皇，在西方，地位奇高，并被斯皮尔伯格当明星一样的追。可在日本国内，却饱受诟病，日本人认为老黑的电影还不够纯粹。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在西班牙，也同样不招人待见，西班人从阿尔莫多瓦那儿无法感同身受到自己血管里那沸腾的拉丁血液，可这丝毫不妨碍阿尔莫多瓦拿奖拿到手软。张艺谋的电影也享受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礼遇，在父老面前，几乎每部影片都争议不断，一边倒的状况好像从来没有过，稍微好一点的是《秋菊打官司》，而到了《英雄》，完全成了个炮靶子，能说上话的，全都照直开火。他的同行，包括文化名流都纷纷站起来，表明立场。关于《英雄》的大讨论，成了2002岁末最热闹的文化现象。《英雄》最大的症状是放下屠刀者不是屠刀的把持者，而是几个江湖儿女，那几个江湖儿女能否代替民众的心声，确实值得大大的怀疑。统治者照样想杀想杀，想放就放。需要改变的只是民众，你们要识大体，你们才能顺流者昌。德先生和赛先生都在流走了近一个世纪，却在世纪之交出现了这样的一部逆流而上的电影，一时间，真是有眼镜的跌眼镜，没眼镜的眼珠都快瞪出来。

　　张艺谋的前几部作品大都讲述了一个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只是结局都不够光明，阴森而不乏颓唐。到了《秋菊打官司》，影调变得明亮。这也是个关于压迫和反抗的故事，张艺谋作了改良，变成了一个在生活流外衣裹挟下的普法宣传片。村长和孕妇的较量也温和、暧昧了。没有哭天抹泪，也没有血肉横飞，只有在更大的权利面前，人们在传统阴影下的再自然不过的相濡以沫。当然，最醒目的还是秋菊在片尾时那张逐格放大的脸。当权利的恩赐不期而至时，民众出于惯性的惶惑。这一点，无疑在历史和民心上都相当真实。从这部影片开始，张艺谋对民主和集中，算是大彻大悟。这就像一条裤子上的两条裤腿，都穿上，才能既遮羞又御寒。本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作为“秋菊”少女版的《一个都不能少》，同样获此殊荣。上次是民告官，这次是民找官，却更无助，魏敏芝好不容易写下上百张寻人启事，可一大清早，却被风吹得满街都是，然后环卫工人又把当垃圾收走了。这是张艺谋所有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人文景观。可影片到了最后，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部新闻纪录片，电视台到乡村送温暖去了。一部影片当然可以有一个光明的结局，但要如此光明，似与前半部的谐趣，后半部的酸涩不太搭调。这也是张艺谋电影中表现权利抚慰最简单，最懒得花心思的一次。细想，影片的基调就并非悲情，你让它的情节脉胳如何运转。有人说，这是张艺谋的第一部主旋律电影，可以肯定，这也不是他的最后一部主旋律电影。张艺谋几乎是在同一时段推出《我的父亲母亲》，那里有一个清汤寡水式的爱情故事，纯为了朴实而朴实，却无真正的撼动人心之处。影片就像影片描述的爱情一样，没有光彩，没有起伏，从倾慕到思念，再到结合，都再常规不过。这类淡中取味的电影非心境从容并对电影语言极有经验之人方能驾驭，张艺谋显然功力缺缺，他只能让平淡归于平淡。惟一令人心气活泛的是，招娣对小学老师的爱里掺杂的对外部文明的想像，硬要扯的话，也可以称为对权利的膜拜。

　　接下来，张艺谋第二次改编了莫言的作品。张艺谋的作品大都改编自小说。除《红高粱》和《活着》外，张艺谋给他的改编作品都取了一个上口并易于流传的名字。最典型的《有话好好说》和《一个都不能少》已成了时尚用语。这一次，他叫作《幸福时光》。这片子和《英雄》里的顺民理念是一个道理，处于经济转型下，被阵痛波及的普通人，要通过面带微笑的自救，来完成历史进程的合理化发展。这和那帮剑客由刺秦转为护秦，其精神轨迹并无质的区别。不同的是，赵本山饰演的下岗工人天生就是没事偷着乐的命。影片把安贫乐道推到了精神自慰的境地，他们天生就有为大局着想的良好素质。先以为那个盲女孩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喻，看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我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把。

　　向英雄学习

　　《有话好好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观片会上，有学子问张艺谋，说他头一次进城（指他第一次拍城市电影）有什么感受。张艺谋说没什么感受，他一直在城里。无论城乡，都需要创作者的想像，这是艺术创作的硬道理，个人的体验对一部作品而言，它永远匮乏的，它只是基础，只有想像才能使一部作品充满血肉。张艺谋却非常吝啬自己的想像，他很谦虚谨慎。在中国西部片快要没落时，他是《红高梁》；在深宅大院流行之时，他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纪实电影萌动时，他让《秋菊打官司》。他的老师很多，光亚洲的，就有新藤兼人、黑泽明、王家卫、阿巴斯。我们也理解张艺谋，电影发展到今天，电影语言要有新的建树，只怕比母猪上树还难。他拍《英雄》，显然是被《卧虎藏龙》前所未有的名利双收所震动。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英雄》的剧本早在《卧虎藏龙》之前就已经草拟。真有什么似曾相识之处，那也纯属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对于张艺谋的一个明显转变，不在于他选择了远古题材。而在于，张艺谋不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并为他所用，而变成直接由编剧撰写剧本。他的新作《十面埋伏》走的也是这个路子。这其中最大的好处，故事能最大限度地具备神秘色彩，因为它只在几个人的脑海里停留。也可以说，张艺谋在《英雄》给他带来巨大收益之后，将收敛起他过往的书卷气。张艺谋曾有看《收获》等文学期刊的习惯，他从这里找到他的能力所至的人间传奇。这个习惯他可能还会保留，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他要告别当代文学一阵子了。我们也要迎来一个没有文学垫底的后张艺谋时代了。于是，《英雄》只好从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里取经了，而《十面埋伏》里有多少原创，有多少借鉴，看了才知道。

　　从《英雄》里，张艺谋让我们看到了电影的原初状态，除了美仑美奂的声光影像，这部电影不可能真正触到我们的身心欲柔软欲沸腾之处。人物扁平，故事干燥，对白古怪。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到了《英雄》这儿，空有容颜，而无法容光焕发。至于那个大而不当的主题，是谁在“手中无剑，心中无剑”，肯定不是秦王，要不然他也不能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这是秦王的和平，而不是我们的。就像这是张艺谋极端个人化的影以载道，对权利的深情拥抱，他在银幕上下长袖善舞，满堂生风，自弹自唱，不亦乐乎。但是，《英雄》却成为中国电影百年以来，最卖座的一部电影，票房一路飙升。二亿多万人民币是个怎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张艺谋和他的制作者事前有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奇迹。就此，中国电影人可以借此有了信心，中国电影也是可以如此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也再一次证明了，世界电影目前的铁律，高投入，才有高产出。能承受投资商3000万美元的中国导演有几个，最近，陈凯歌的《无极》好像是这个价码。所以，《英雄》的票房神话，恐怕只有张艺谋本人来打破了。《英雄》给予中国电影最大的慰籍和鼓舞，也只剩下一堆数字了。就像功夫在诗外，《英雄》的辉煌全在电影之外。假如投资商们如法炮制，找来一呼百应的名导明星，再玩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一套，就能使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工业化拾级而上，赢来无限风光。这又让我想起《英雄》的那句经典台词，只有我们数以亿计的观众真正做到“眼中无电影，心中无电影”，方能做到这一点。想想秦王朝只传到秦二世，就土崩瓦解，并让历史上一个最著名的黑道人物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由地脊柱发凉。中国电影的症结，在我看来，是不够类型化，这个命题太大，也有些跑题，就此打住。反正我们不需要《英雄》这样的电影来雪中送炭，四季流转，到了夏季，我们又如何安置这些木炭呢？

　　接下来

　　不管怎么说，张艺谋在《英雄》之前，是有些风雅的，不少人还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和他本人的不苟言笑一样，都是相当严肃的。实际上，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中都暴露出中国电影少有的幽默感，说句公道话，张艺谋的幽默比冯小刚的更高级，更于信手拈来见其独特的生存智慧，值得细细品味。好比《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不让自己的学生参加运动队，在一连串的斗智斗勇之后，学生上汽车跑了。魏敏芝在后面狂奔，教练回头看她一眼，脱口而出，真该让她去运动队。张艺谋对自己的喜剧天赋，好像不太重视，他更大的兴趣还是在宏大主题的周围，灵活自如地游走、逡巡。这何尝不是一种幽默呢。张艺谋几乎每一部电影虽然都脱不了众说纷纭的命数，在票房上却都有着不俗的战绩。

　　前文说到张艺谋够严肃，但中国电影市场要靠这样一个严肃的导演去拉动。有次见到王小帅，他说这是一个悲剧。今年，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出山20周年纪念，这20年，还是第五代的天下。仿佛以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群落仍得任重而道远，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早些年，是电影语言的革命，现在是，是电影事业的推进。不像美国，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就拍商业片，马丁·斯科塞斯、奥立弗·斯通就整自己对祖国的爱恨交加。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我们这儿，至少在张艺谋这儿，是一勺烩了。老实说，张艺谋干得还算漂亮。可仅仅只是漂亮，就像一个女人很美，却有点性冷淡一样。

　　其实我最想看的还不是张艺谋的喜剧电影，而是他自己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的经历，他在那儿呆了7年，想必会有很多故事。张艺谋一提及往事，就觉得要感谢生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结语：

　　张艺谋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个体化的电影作者，可张艺谋的个体化与当下的电影思潮联系地过于紧密。又有迎合老外东方审美的意愿，这使他的个体化只剩下动机，而无对自身的反戈一击。自《秋菊打官司》后，他的影片开始大众化，好听一点，叫人民性有所增强。只是张艺谋对民众的疾苦，有着太多大而不当的抚慰，这在《幸福时光》里最为明显，不要说关怀了，连关注他也是不具备的。到了《英雄》，抛开那个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命题，张艺谋好像已成了中国商业电影的王中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张艺谋最后的去路，现在看上去，张艺谋正意气风发，还是祝他一路走好吧。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愿意再看见张艺谋对权利再津津乐道，不管张艺谋对权利的表述是赏玩、还是掌控，抑或归顺。我真希望他简单一点，就拿他7月份就将公映的《十面埋伏》来说，我想这片子，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只有江湖儿女在心智和情感的撞击过后，再去快意恩仇。毕竟，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张艺谋，人民需要张艺谋。（文/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