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在这几个方面都创造了重要的业绩，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但文学家萨特身上却又明显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倾向，即哲人化倾向与政治家化倾向。

　　根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录的记载，一九三三年，当萨特二十八岁的时候，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这样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里面弄出一些哲学来”，这话当时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因为“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正是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的萨特“梦寐以求的目的”，正是从此次谈话开始，萨特步雷蒙·阿隆的后尘，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从此开辟了他的哲学道路。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当然很有所作为，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有份量的哲学论著，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然而，应该承认，与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萨特的力量在于把特定的哲理引入了文学，如果说，“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是萨特意识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他全部创造性精神活动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基因的话，那末他最成功之处，就是选中了“存在”、“自我”这一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确确“从中弄了出哲学来”，并且，在自己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戏剧作品到传记作品中，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表现了这种哲理，使得他规模巨大的文学创作中，都响彻着“存在”与“自我”的主旋律，并奏出丰富的和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宏伟的交响乐。这就是萨特精神创作的奇观。正因为萨特是一个创作出了丰富的形象世界，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哲人，所以他影响的范围，远比法国哲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纯哲学家来得广泛，来得深入人心，虽然，他的体系与深度并不如他们；正因为他是一个构设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深邃的哲理、闪光的精神火花、逼人的思想力量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造成了一代风气的作家，他就得以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有了辉煌的一章，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

　　政治化，并非萨特一开始就有的思想倾向与行为倾向，当一九三六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运动风起云涌时，他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自由派知识份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大政治活动，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愈来愈多地投身于国际的政治与法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运动之中，特别是从六十年代起，他的文学创造、学术著述活动日渐减少，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却愈来愈多，一直到一九八○年他逝世为止。我曾经把萨特列入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传统之列，应该补充指出，如果说法国文学史上如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都是作家兼斗士的话，那末，六十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份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显然,他对自己这一部份生活与业绩是特别重视的，其重视的程度甚至令人感到惊奇，一九八一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她就这样说过，“萨特最重视的是他的《境况种种》这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后代”，而这个十卷本的文集，正是萨特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的主要体现，其中很大一部份文章是萨特围绕自己的社会活动所写的政治社会评论，以及“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