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频繁传出有对群众演员拖欠薪金的事件，《中国演员报》记者为此走访了相关领域，并就在这个行业中存在的个别现实情况进行了采访和调查，从而让我们透过那些光彩夺目的花环，看到了一个更令人跌破眼镜的镜头，也引出了一份苦涩的思考．．．．．．

　　焦点直击——

　　群众演员风中讨薪 谁问路在何方？

　　文/本报记者：祁文娟 摄影/本报记者：王碧涛

　　当我们被银幕上一个个气势磅礴、人潮如涌的场景所震撼时，当我们被屏幕上那些清新自如穿街走巷的陪衬演员所构成的完整画面而吸引时，大多数人在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是影片故事情节的设计风格及片中男女主角那令人眩晕的片酬等级。

　　一部影片或一部电视剧，因画面构图需要，群众演员这一职业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便应运而生，成为了一部分进城后没有着落的农民工的择业方向。因此，很多肩负着养家糊口重担的农民工便走出贫瘠的大山原野，远离衣食无助的骨肉血亲，走进了一个不是靠手艺，不是靠智慧谋生的职场——电视、电影摄制组。在片场、在剧组里，他们只不过是一堆道具，一堆可以按导演要求自己挪动的道具。这些“道具” 往往是在风中无墙挡、雨中无伞遮；一日一盒饭、渴了渠水喝；晴天骄阳爆晒、夜里窝棚栖身的境地中完成星光灿烂的大制作的陪演工作，他们的日薪是每人次20至50元左右。这20至50元的日薪对一个消费水平并不高的农民工来说，是家乡那走风漏雨的茅草屋等待换新瓦的渴望；是辍学在家被埋进土堆里的孩儿重返校园的期盼。因此，每一个充当群众演员的农民工都是怀揣着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心态，无条件地去完成并不属于他们秉性和长项的工作。在农民工中，他们亦称自己是“临时演员”。

　　2004年3月28日，沙尘弥漫北京城，然而，在这样肆虐的沙尘中，却有40余名14至30岁的农民工身着破旧又单薄的衣装站立黄沙风尘中，任风吹沙打寒潮袭身，他们不是在演戏，也不是在排练，而是在讨薪，在向“金马影片”剧组讨还属于他们的曾充当群众演员角色而应当获得的报酬，而剧组主办人员却早不见踪影，亦不见留下一文一钱来支付这笔本应该支付的费用。

　　3月28日《北京娱乐信报》最早报道了这群路边讨薪的群众演员的消息，虽说此消息已过去数日，然而，当《中国演员报》的记者再次走进这个事件后，群众演员这个职业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像蛆虫一样爬出了阴暗的角落，落进了我们正全身心地、动情地品尝电影、电视这杯“美酒”的脚杯里。

　　记者眼中的群众演员

　　王佳，《北京娱乐信报》记者，3月28日在讨薪的现场见证了群众演员的真实生活。

　　当晚9点多钟，被称作是小小的群众演员和一些年龄较小的演员挨不住寒冷，蜷缩在前来维持现场秩序的北京大屯城管和公安的汽车里。这天，小小工作了12个小时，其间只吃了一份盒饭。此时，她又累又饿，猫儿在汽车里心灰意冷地说：“身子没有我的心冷。”已有些伤风的小小咳嗽了几声后，从怀里掏出一份合同，沮丧地再说道：“原本想指望演戏挣点钱，没想到又上当受骗了。”稍停顿，她又接着说：“报名后，剧组打来了电话，说导演觉得我挺有潜力的，只有一部戏，而且只招3个演员，其中就有我。谁知道来了后才发现，他们对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窗外的争吵声不时地传进了车里。“我们为了给他们拍广告，从早晨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多，中间只吃了一顿饭。说好的当天结帐，然而，拍完后剧组不但没有给一分钱，而且人都找不到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拦下他们装道具的车。”小林颤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他的身后站着的是同样瑟瑟发抖无奈又无助的人群，公安和城管在他们周边停留着，以免势态扩展。群众演员们的脸上流露出的是弱小和悲哀。“我们并不是想闹事，只是想要我们为他们工作了的工资。”

　　透过车窗看去，40多名群众演员依然在风中与最后企图撤离的剧组人员交涉着，在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到场的情况下，经过5个多小时艰难的“讨薪”行动，最终，每人只拿到了20元钱．．．．．．

　　群众眼中的群众演员

　　刘大爷是一个喜欢遛哒的老人，近日有“金马影视”在京城较有名气的飘亮广场为某国际知名品牌啤酒拍摄广告，吸引了当地不少围观的群众，刘大爷没事便也每日按时到现场看热闹。3月28日，刘大爷是亲眼看着这些个群众演员在昏黄迷眼的风里沙里的拍摄工作，他这才明白，拍戏那叫一个“苦”字。而群众演员更是在没有多少人文关怀的情况下被导演喝哧来喝哧去，像在吆喝着一群牲畜。对剧组的种种行为，刘大爷也很是生气，他愤慨地说：“这些孩子们有的只有14岁多，干一天的活儿，吃那么简单的饭菜，还拿不到他们应得的一分钱。为躲帐，剧组的人还动手打人！”刘大爷按捺不住同情之心继续说：“真苦了这些孩子们了。剧组规定早上6点之前若不到，就算违约，违约那就是扣钱。怕迟到白费了力气，前一天晚上，这些孩子们有的干脆在网吧里猫儿了一宿，为了不影响前些天的工资，有的还一早打车过来，花费了40多块钱。”

　　家住飘亮广场附近的金大妈更是百感交集地说：“这些人啊，在风沙中愣是给吹了一天，就图那么点钱，结果还给骗了。真是生活不易呀，尤其是那些个小孩子，若在城里呀，还正在妈妈的腿上撒娇呐。可怜这些孩子，小小地就出来打工，受到歧视不说，还挨打，这些剧组的人咋就不想想他们不是人呀？”

　　娱乐圈眼里的群众演员

　　在众星捧月、星光灿烂的娱乐界，媒体的聚焦及影迷的目光，几乎永远都是在追捧着耀眼的明星们，群众演员几乎就是摆不上宴席的下脚料做的狗肉包子。当“金马影视”发生企图逃脱群众演员薪金事件后，笔者偶遇几位娱乐圈中的二流明星，谈及群众演员薪酬一事，明星甲不屑一顾地说：“不用给演艺经纪人花钱铺路，不用给导演提鞋接送孩子，不用受明星的耻笑和辱骂，遛哒一圈就得几十块钱，运气好了在镜头上还能露个整脸，那儿找这美事儿？知足吧。”

　　明星乙对此则更是嗤之以鼻：“他们算什么？一堆垃圾也想要名份？他们就是会出气、会行走的道具，给他们工钱就算不错了。听说当年拍戏，用的全是大兵，白干，连饭都不用管。现在市场经济，跑个镜都给钱，真是世道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想上戏比想老婆还急，在这儿排队花得可不光是时间，还有爸爸妈妈的血汗钱。现如今，上厕所都得花钱，上戏哪个让你白上呢？群众演员，你就是道具，道具租一天十几块钱，你就得几十块钱，你已经被超值使用了。”

　　社会学家看“群众演员”这个职业

　　“群众演员”是在市场经济调控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型的职业，这个职业也是文化市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建立、发展和管理文化市场中，忽视这个职业的价值存在是普遍现象，而歧视和打击这个职业的人文道德不仅仅是文化市场的不幸，更是文化人自己的悲哀。今年3月，“金马影视”打出广告招聘部分演员和群众演员，并承诺提供食宿，片酬为每天每人50至100元；每集为1000至3000元不等，一部分等米下锅的无业人员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这个职业。与此同时，剧组利用个别面试的机会，几乎对每个人都表示只招3个演员。直到3月28日才发现真相，并且所有演员都和“金马影视”签订了一份合同，还交纳了200元签约文案费和100元的服装费。然而，广告片拍完，“金马影视”却人去楼空。

　　群众演员在演艺圈是最没有地位的人，这种被骗的事常有发生。行骗者有来自影视公司、文化中介等等机构，他们的骗术非常投其所好，打着各种各样比较诱人的幌子，利用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批准认可的某些机构的信任，明火执仗行使骗术。当骗术发生后，受害者群众演员往往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太多文化，亦没有法律常识的弱势群体，仅凭一纸不公平的所谓的合同，就成为了某些机构或某些人榨取其劳动所得的工具。因此，近些年来，演艺界频繁传出剧组失信合同或是食言信誉的事件发生，其后果则是自毁声誉。

　　如因拖欠徐州农民百万巨款，箸名演员刘晓庆前日在片场被那些农民们追着要债。而由于剧组干涉的原因，最后农民只能和刘晓庆的男友阿峰简单地谈了几句。可怜的农民们在浙江横店等了刘晓庆一天，但还是遭到《宝莲灯》剧组的蛮横干涉。农民们憨厚地对记者说：“我们只想好好和刘晓庆谈谈。”而和刘晓庆恩怨不断的她的前经纪人依旧对媒体痛斥道：“刘晓庆本身就是一个欠债不还钱的人”。如此一来，演艺界的风波更为丰富多彩，使得观众在观看在欣赏影视作品时，还得或剔出、或置换他们对个别演员已有的认识。这样大大地影响了作品的感召力。亦如《手机》风波一样，因有了何东与崔永元的抨击，观众便从另一方面对箸名导演冯小刚的认识重新有一个定位。影视界的不自律行为造成了影视这个原本健康的游戏走出了它清新的芳草地。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定金等其他费用，也不得扣押劳动者身份证及其他证明。用人单位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用人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此项规定对大多数普通的群众演员来说如一纸空文形同虚设，而行政执法监督部门的执法风格也是严重后滞，这样便给那些缺乏职业道德和自律的机构或个人留有了可乘之机。群众演员——这个在演艺圈地位最低下、收入最低廉的群体，他们的劳动保障有谁来监督？他们陪演之路该如何定位又路在何方？

　　当记者伏案撰写此文时，当事人之一的“金马影视”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执法监督机构因无法与之取得联系而最终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