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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片:潮起潮落 蓄势待发
2004-02-07 14:43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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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没有扬威柏林,却显示了中国电影人的从容。
  《红高粱》大展风光后,其后的几年,中国电影和电影人成了柏林电影节的宠儿,中国电影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但是其后经历了几年起伏、低沉,虽然几乎年年获奖,但参赛参展影片水平风格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今年内地国产片在柏林的缺席,电影人为此广为关注,相信不远的将来应该能够看到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重振雄风。

  中国将军亮相柏林

  《红高粱》激起了国际影坛对中国电影的兴趣,1989年柏林电影节安排八一电影厂作品专题,该厂肖穆厂长是将军,他带《晚钟》前往参赛,柏林电影节上首次出现了中国将军,引起了极大轰动,《晚钟》也荣获了银熊奖以及电影节特别奖。

  其后几年,柏林电影节未受国外对中国怀疑目光的影响,继续关注着中国电影。柏林电影节一直有儿童电影这一竞赛单元,我国不少儿童电影多次获奖,余女士透露:“在柏林电影节参赛的儿童片,其中有一项奖是蓝天使奖,是有奖金的,不过一等奖的奖金没有二等奖高,大约少1000马克,他们解释:因为大奖已经给了荣誉,就不要在乎奖金了。”

  1993年,内地的《香魂女》与台湾的《喜宴》同时参赛,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就用电影节会旗代替了《喜宴》的参赛标志,与《香魂女》的五星红旗同时飘扬。结果,两部影片并列金熊奖。余玉熙说:“国际电影节也是一种文化外交,柏林在尊重一个中国上做得很好。”

  独立电影滋润外国片商

  柏林电影节上,导演张元的《妈妈》以独立电影的身份参加了影展,余女士表示当时她并不知情,她只知道中国官方许可的参赛参展影片。但自此,许多未经许可的独立影片开始发展,直到2001年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获银熊奖,独立电影参展成为柏林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的又一现象。

  余女士分析个中缘由:“1993年以后,我国电影开始向产业化转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生产由原来的国家电影厂包办,开始走向市场,这样一来,不少想尝试创新的导演就没有了资金的支持。而电影节最主要的艺术标准就是创新,所以,1993年以后,内地电影厂很少能拿出像《红高粱》那样有力度的参赛片了。这时,不少独立电影人就应运而生,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海外一些艺术基金以及发行商。”

  她介绍,当年一些国外发行商给一些独立导演投资新片,每部新片投资数额都并不大,但这在新导演眼里却格外珍贵,但很多国外投资人靠中国独立电影发了财。

  她认为:“国际电影节上,参赛片是国家的名片,随着我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审查制度的改革,很多独立电影人一定会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中,团结一致,再次在国际电影节上创出《红高粱》那样的辉煌。”

  张艺谋两次重回柏林

  2000年,张艺谋带着新作《我的父亲母亲》重回柏林,获得了银熊奖,而去年又拿《英雄》冲刺,获得了技术奖。对于这两次参赛,余玉熙透露了真实动因。

  她说:“拍《我的父亲母亲》时,张艺谋已经是国际著名导演,所以他的影片参赛很从容。像柏林这样的电影节毕竟是个大舞台,得不得奖不是主要目的,比如《英雄》去年去柏林,主要还是海外投资方的建议,因为只要能在柏林参赛,是有利于影片的海外销售的。《英雄》在柏林进行了三天的宣传,达到了市场推广的目的。

  柏林给中国电影节的启示

  2002年,担任柏林电影节主席21年之久的哈德尔离任,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这也意味着余玉熙的中国选片人使命的结束。那么柏林电影节能给中国电影节带来什么启示?余玉熙说了这样几个故事。

  1997年,余女士退休后负责发行《埋伏》,在她的推荐下,该片成为当年柏林的参赛片,那一年的评委中还有我国导演宁瀛,但最后,《埋伏》还是空手而归。

  余玉熙说:“柏林电影节之所以成为权威,它的公平公正是它经久不衰的生命动力,它有着严密的评审制度规范,包括主席都没有特权。有了诚信的品牌,电影节又将产生巨大的产业效应。”

  她介绍,柏林电影节是柏林市政府创办,由柏林演出公司商业运作,除了金银熊奖的角逐,新片展销是电影节的主要内容之一。她说:“柏林电影节其实一直有尊重好莱坞电影的传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幕片大多是好莱坞新片、奥斯卡的热门,前不久有记者说今年柏林开始转向好莱坞,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

  对比我国的国际电影节,余玉熙表露了遗憾:“我们的电影节也开设市场部,因为没有市场部,就不会成为A级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节一直没有太大国际影响,主要就是市场部的项目一直没有很好开展,主要原因就是外国影片的进口渠道仍存在瓶颈,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最后,余玉熙说:“今年内地国产片在柏林的缺席,是正常现象,庄稼还有收成不好的小年。现在国家电影局产业化进程推进得很快,特别是放宽了国产片出国参赛的条件,只要是通过公映审查的影片都可以。在电影局的有效调控下,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重振雄风的日子应该为时不远。”

  中国电影与柏林的N次亲密接触

  1982年《三个和尚》获第32届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短片竞赛最佳编剧)

  1983年《陌生的朋友》获第33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1988年《红高粱》(导演:张艺谋)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89年《晚钟》(导演:吴子牛)获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1990年《本命年》(导演:谢飞)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

  1993年《香魂女》(导演:谢飞、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喜宴》获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4年《火狐》(导演:吴子牛)获第4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推荐奖”(摄影)

  1995年《红粉》(导演:李少红)获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优秀单项奖视觉效果银熊奖

  1996年《太阳有耳》(导演:严浩)获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协会奖”、银熊奖

  2000年《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张艺谋)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2001年《爱你爱我》(导演:林正盛)获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导演:王小帅)赢得评审团银熊奖

  2003年《盲井》(导演:李杨)获得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京华时报》(2004年2月7日第26版)
《我的父亲母亲》曾是柏林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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