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影片以大胆和忠实而闻名，其开放的性观点和浓厚的政治情结经常在韩国引起争议。他曾在一个电影刊物上说“韩国电影界研究的对象，正是90年代韩国社会的敏感区。性交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份，但如果总是逃避、歪曲，只会增加好奇心”，使得韩国媒体一片哗然。1998年由张善宇导演的《成功年代》，用纪实及讽刺手法、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所谓的“高速发展”中拜金主义的盛行和由此引来的人性的商品化。他所拍摄的《谎言》改编于韩国情色作家张正1961年出版的《男人的谎言》，张正因为本书的“黄色”而被叛入狱，张善宇大胆将其搬上银幕，同样显示了他的斗争性。

　　主要作品：

　　1988年《成功年代》

　　1996年《花瓣》

　　2001年《谎言》

　　2002年《卖火柴女孩的再临》

　　我没有一部影片可以完完整整地上映

　　新京报：很多评论都说，如果没有你就没有韩国历史上今天的大胆，是这样的吗？

　　张善宇：时代变迁，总会出现很多导演，出现各种各样的题材，我不过就是比别人跟审查人员做过更多的对抗和斗争。我想在韩国衰落的时候拍与众不同电影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要走的这条道路。

　　新京报：你从开始做电影的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斗争？

　　张善宇：我是1981年从影的。80年代的时候韩国在进行内战，学生、百姓都在跟军事独裁对抗，可以说那是一个军事执政的年代，我们跟军队和政府做斗争，我就想用自己的能力拍电影，做不受法律限制的影片。当时我站在文化人的立场，就像你们的文化大革命那时一样，觉得自己是正当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批判。

　　新京报：后来你的影片被剪、被禁跟你当时和政府对抗有关系吗？

　　张善宇：有一点。1985年我拍了处女作《汉城的耶酥》，就因为我参加过对抗运动，所以连我的电影名都不能在韩国出现。这个故事是以耶酥的传说为基础的。我的故事是说一个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呆了40天，出来后跟大家说自己是耶酥，当时只有卖口香糖的小男孩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他就是真正的耶酥。后来通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汉城最美丽的女人，她非常时髦同时也非常腐败，传说如果谁能够将她弄哭，她的眼泪就能够拯救汉城。自称是耶酥的这个人就整天跟着她，最后得到了她的眼泪。接着男孩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3天之后，自称为耶酥的人在小男孩的眼里似乎是复活了———也可以说这个精神病人就是耶酥。

　　新京报：当时连电影名都不准出现的理由是什么？

　　张善宇：虽然我的这部电影里没有安放什么批判的内容，但将耶酥和精神病人等同起来让很多人不能接受，政府就组织基督教徒来反对这部电影，他们让基督协会去阻止这部影片的上映，而不是自己出面阻止。其实影片本身没有批判性，但通过对待这部电影的一系列行为来看，汉城黑暗的一面不知不觉地体现在影片之外了。后来电影改了名，但只能在家庭录影带上出现。

　　新京报：你的影片都这样不能见天日？

　　张善宇：影片被取消之后我就重拍了另一部电影《爱在村庄》，把政治一面全取下来了。这部影片反映的是一个边缘人，一个裁缝在工厂里的爱情故事。因为是一个外遇题材的电影，所以很多人认为它很轻松，也许就因为它的简单，所以没有人去指责，这也是我最容易上映的一部电影了。

　　新京报：别人以为这是很简单的题材，那你加进了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内涵进去吗？

　　张善宇：很幽默、很搞笑，我想反映的就是实际的爱情，我就把它弄成一个很现实、很实际的爱情。

　　新京报：尝到了甜头你就知道怎么让电影跟观众见面了？

　　张善宇：我之后的影片基本上没有跟观众直接见面。我做了7篇戏剧电影和一部纪录片，政治、爱情、性和佛教还是我最关心的题材。作品内容上有些改变，但还是没有离开政治。然后我拍了《去往跑马地》来反映佛教，我发现我更关心佛教了，它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这个社会，后来的《卖火柴小女孩的再生》也包含佛教的一面。有时政治、佛教和色情是共同存在的，《卖火柴小女孩的再生》就反映了这三个题材。

　　可以上映和不能正常上映

　　新京报：1998年韩国取消了电影剪阅制度，这对你电影的上映有帮助吗？

　　张善宇：像《谎言》电影审查委员会根本不给我等级，为了保留影片，我只能让他们剪掉影片的一些内容，《坏电影》也是只好把关键的内容剪掉才能在影院放映。虽然剪阅制度取消了，但取而代之的电影等级委员会的审查和评定，也可以说是比较正规的检查，虽然不是政府在管理，但依旧很保守，委员会成员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剪掉一些片断。只不过是大多数导演没有采用一种跟他们对立的方式去拍摄电影而已。

　　新京报：也就是说，电影剪阅制度取消之后你依旧不能随心所欲地拍摄？

　　张善宇：可以上映，但不能正常上映。

　　新京报：很多国家的电影都采用了等级制度，那你怎么评价电影存在的等级制度？

　　张善宇：像这样的制度肯定不能满足所有人，要看这个位置是谁坐着以及怎样运作，谁说这不是政治？这依旧是政治的表现。

　　新京报：那如果你觉得电影等级制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

　　张善宇：他们不应该有偏见，贪欲和无知都是坏事。接受这种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还有其他类型的人存在于这个社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是很多不同类型人共同生活的环境，接受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

　　我去过检察院，写过声明书

　　新京报：一部影片的存在或者上映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你认同这种观点么？

　　张善宇：好与坏是观众决定的，而不是政府或者电影委员会决定的，不能由几个人来判断大多数人的喜好，因为事物存在于两个方面，所以不能单纯只看一面。

　　新京报：那你电影的反叛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发展、人生安全没有问题吧？

　　张善宇：如果与中国相比的话，韩国这方面好得多。如果我在中国，可能为了摆脱限制，跑到外国去拍摄电影，也有可能拍些政府喜欢的电影。

　　新京报：也就说你在韩国是没有受到过限制的？

　　张善宇：我拍摄任何题材的电影都是没有问题的，受到限制只是在于放映。

　　新京报：我们知道你的《谎言》是根据韩国作家张正的《男人的谎言》改编的，这部小说的作者张正好像因为此书被判入狱，你没有想到自己改变这种题材的小说说不定自己也会被判入狱？

　　张善宇：张正的确在1997年因为这部小说被判入狱，但我没有入狱，也许是我的力量大？佛的力量大？我也去过检察院，写过声明书，当时针对这部影片的评论很多，态度也是毁誉参半，争论得比较激烈。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时候，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皇十分反对这部电影。

　　新京报：在威尼斯的时候是全片上映吗？

　　张善宇：在国外放映的时候都是全片放映，只有在韩国才是被剪掉了的。

　　新京报：我们在采访韩国电影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导演在韩国拍摄电影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所选择影片的内容和类型也是百无禁忌的，你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导演来说，认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张善宇：也许吧，也许以后我的作品就不会受到限制。

　　新京报：言下之意你在韩国目前的拍摄并不自由？

　　张：不是说一直或者经常这样，也是根据电影题材不同，我的《流芳万事》上映时政府正在进行政权交替变更，他们没有时间来管我，所以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新京报：你是我们采访的韩国导演中斗争性最强的一个。

　　张：其实我最怕的就是麻烦，我喜欢安静，现在也是经常在寺庙里静静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