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帝奎，韩国商业电影的奇迹缔造者，被认为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林权泽步入老年，而李昌东从政，姜帝奎应该算作目前韩国电影圈的一号人物，他拍摄的影片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指导着韩国商业电影的发展。其导演的《生死谍变》创下了国内的最高票房纪录，被视为“带动韩国百年影业迈向新里程”的电影，为韩国电影注入一支强心剂，此片使得进入韩国电影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从原来的15%增加到37%，为韩国电影重整旗鼓立下了卓越功勋。

　　我并不是光头运动的领导

　　新京报：1998年的光头运动让韩国电影有了今天的发展，你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可以谈一下当时组织发起这个运动的原因吗？

　　林权泽：你们知道的“光头运动”其实是我们维护“Screen Quota”制度的许许多多抗议游行活动中的一次，不过这次韩国电影人剃了光头，所以全世界的媒体都十分关注。但要澄清的一点是，并不是我发起了这次运动，这也不是惟一一次为韩国电影进行的抗议活动。

　　新京报：但在我们看到的报道中，你是走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

　　林权泽：可能是我的年龄比较大，知道我的人比较多，年轻人就让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看上去好像是我发起了这次运动，实际上起到作用的是年轻导演。年轻一代的导演安排好了整个事情，然后让我参加，还让我走到了最前面。

　　新京报：你不是第一个剃光头的人？

　　林权泽：我不是第一个剃光头的人，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剃光头的人。其实在这个韩国电影的保卫活动里，每个人都在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比如一些人英语很好，就和国外取得联系，争取外国的支援，有名的演员就利用他们的名气和号召力让普通观众关注这个事件。

　　新京报：如果你不是领导那谁是运动的领导？

　　林权泽：可以说全部韩国电影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所有的电影人都意识到了美国电影会给他们造成影响，不能说具体说谁是发起者，也不好提出一些名字，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不能说得很清楚，但可以告诉你们的是重要的人物都是参加过的。而且反抗是长期的工作，一代一代的人又都不同；商业和独立电影人又不同。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参加了运动。

　　比剃光头更严重的就是自焚了

　　新京报：你说包括光头运动在内你们进行了很多运动来维护“Screen Quota”制度，这究竟对韩国电影有多重要？

　　林权泽：“Screen Quo?鄄ta”的原名应该叫“屏幕配额制”，减少配额制的比例是“光头运动”的原因。这并不是一时偶然出现的，“屏幕配额制”在1970年的时候就有了。当时韩国电影界受好莱坞电影冲击很大，本土电影数量很少，电影院为了自己的票房利益，希望能只上映好莱坞电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制定了“Screen Quota”制度，规定电影院在一年内必须上映满148天本国电影，如果违反，会采取法律上的措施，这给了影片代理商和影剧院一些压力。当时在维护还是取消“Screen Quota”制度上有很多争论和抗议，之所以会出现那次的光头运动，是当时美国占领了韩国70%-80%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代理商和影剧院都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放映好莱坞影片，同时韩国的经济部为了更好的跟美国进行贸易交往，也给文化部以压力，让他们取消“Screen Quota”制度，很多电影人都意识到了危机，于是就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新京报：也就是说韩国电影人经常为维护“Screen Quota”制度而进行抗议活动？

　　林权泽：有过几次。第一次韩国电影人聚在一起维护“Screen Quota”是1998年12月，抗议之后取消“Screen Quota”的声音减弱了一些，但跟美国的摩擦和矛盾是时刻存在的，2000年2月中旬又有了一次示威。第一次是姜帝奎拍摄《生死谍变》之前，第二次是拍摄《生死谍变》之后。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用光头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林权泽：剃光头在韩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比剃光头更严重的就是自焚了。我们为了韩国电影的存在而剃光头发，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了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新京报：如果是政府想要取消“Screen Quota”，那你们的抗议就属于反对政府的行为，不担心政府阻挠你们吗？

　　林权泽：这个需要纠正一下，我们不是在针对政府进行抗议行为，而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经纪人的抗议，引起社会关注，同时提出意愿罢了。第二次抗议是因为BIT韩美相互投资协定将要签定，当时传出风声政府将要取消“Screen Quota”，我们反对的是这个事情，同时我们也是在反对韩国经济部门官员的放开市场。他们取消“Screen Quota”以便地进行自己的贸易活动，但文化部官员则主张保护“Screen Quota”、保护韩国本土电影的。政府内部本来也有两派观点，所以不能说我们是在反对政府。

　　新京报：那政府有没有因为怕引起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对你们的活动进行限制？

　　林权泽：政府从没有限制我们的游行和抗议，因为政府内部在对待是否取消“Screen Quota”也有矛盾。经济产业部想要无限制地放开电影市场，而文化部的官员则要尽最大可能保护韩国电影。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这种斗争都是很难停止的。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怎么具体操作光头运动的？

　　林权泽：我们就跟媒体、跟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举行记者招待会，然后又组织大型的示威活动，与外国取得联系。当时美国BIT投资协会知道了韩国导演在进行反对美国电影入侵的“光头运动”，就搜集了大量关于“Screen Quota”的情报，还成立了专门的“对策委员会”，情况一度比较僵持。但我们得到国际上的支持，特别是法国电影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其实只要参加过釜山电影节的人，都知道支持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的文化部长李昌东也参加了游行示威。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预料到政府最后真的遵从了你们的意见，保留了“Screen Quota”制度？

　　林权泽：最后政府没有取消“Screen Quota”制度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政府也没有想到电影人会对这个制度有这么大的反应，他们没有想到电影人的力量可以这么大。

　　新京报：你觉得在光头运动中你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吗？

　　林权泽：光头运动之后韩国电影走向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世界的支持，大家开始重视韩国电影。平民百姓也开始关注韩国电影了。

　　新京报：如果没有“Screen Quota”韩国电影会怎么样呢？

　　林权泽：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繁荣。韩国电影当时最大的危机不是拍摄电影的资金，而是拍摄电影的经纪人，但有了“Screen Quota”的保护，也保证了他们经济上的收入。“Screen Quota”对电影人、经纪人都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不仅是对韩国，而是对亚洲其他国家都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新京报：韩国电影今天的繁荣是不是说明“Screen Quota”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了呢？

　　林权泽：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已经超过了百分比，但是受到这种保护之前是心理的压力，有一种危机感，所以对于将来来说，这个百分比还是相当重要的。“Screen Quota”是韩国电影相当衰弱的时候产生的保护措施，现在韩国电影比较兴旺了，“Screen Quota”不重要也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Screen Quota”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韩国电影了。“Screen Quota”不仅有文化上的保护作用，且表明了对民族的爱，韩国的传统艺术通过电影让世界了解。

　　一个国家电影的发展，最需要的是自由

　　新京报：你觉得韩国电影最完美的构架应该是怎样的？

　　林权泽：最重要的是有韩国的特点，综合性地介绍韩国的电影，一定要保障的是电影的表达方式，韩国政府不要反对电影人的行为。

　　新京报：作为电影人你觉得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本土电影的发展？

　　林权泽：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支援。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政府有什么具体的支援，政府对韩国电影最好的保障就是让“Screen Quota”一直存在下去。如果“Screen Quota”继续存在下去需要资金，我们都可以给，但任何让“Screen Quota”范围比例缩小的决定，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很多人认为是韩国政府用很多资金来支持电影人，但实际上这是误会，对电影市场来说，就用市场来维持电影的运作是最好的，而不是依靠政府。

　　新京报：一个国家电影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林权泽：自由地制作、自由地表现。这两点是最重要的。我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刚开始接触电影的时候是做一些助理工作。1962年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不是艺术上的制作，而是一部娱乐作品。1970年后我决定拍摄一些有意义的电影。《人本主义》就是反映我这个时期的一部作品，电影的本意是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人本身是不会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