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剪阅制度“实存名亡”？

　　新京报：你是韩国第一个B级影片的导演，你是如何开创B级电影制作的？

　　朴赞旭：我以前是做电影评论的，当时评论得比较多一些，觉悟到B级影片有很多杰出的作品，不能忽视这些电影，我认为《JSA共同警备区》之外的其他电影也都有这样的特点，现在的这部新片《老男孩》也是这样。

　　新京报：我们第一次知道你是评论家出身，可否谈一下你的从影经历呢？

　　朴赞旭我大学期间为了赚零用钱就到片场打工，当时完全没想到要当评论家。后来我当上了助理导演，做的影片却比较失败，当时我已经结婚了，必须要养家糊口；同时又认为既然做了电影这一行，就该做得好一点，于是我把自己放在导演的位置进行思考，对不太欣赏的电影进行批判，比较欣赏的题材则想象该如何拍摄。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好的影片都来不及称赞，还有什么精神去批判差的电影？后来有了第二次制作电影的机会，结果又失败了，我就跟自己说你只有再当评论家了。之后评论别人的电影，渐渐又让自己处于一种非要拍一部好的电影不可的境地。结果还是忍不住就拍了第三部电影《JSA共同警备区》。

　　新京报：你说韩国是没有B级作品的，可以详细谈谈当时韩国电影的状况吗？

　　朴赞旭：以前韩国电影不兴旺，缺少个性化的影片。后来在5年之内产生了一些好的电影，虽然B级影片比较少，但是个性很强，所以也想多介绍一些这样的电影。

　　新京报：个性化的电影也许就会面临更多的审查制度，是这样的吗？

　　朴赞旭：80年代末是韩国军事独裁时期，在军事的镇压下，电影不存在什么分级，是比较低落和绝望的时代。

　　新京报：那1998年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取而代之的分级制度给韩国导演的拍摄带来了什么好处吗？

　　朴赞旭：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10年里电影渐渐开放。1998年取消电影剪阅制度之后，很多导演的想象力没有完全放开，大家被禁锢惯了，需要有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对40多岁的导演来讲，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制度，不能马上能想到能依靠这个开放的制度拍出什么好电影来，像20、30岁的年轻导演也必须有个10年的时间来摸索和适应这样的开放的制度，这样之后才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

　　新京报：10年的过渡基本已经过去了，那你觉得韩国电影今天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朴赞旭：有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就是影片的分级，影片有可上映和不可上映之分，但具体出现在电影里却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说哪些可以上映哪些不可以上映。比如性、暴力等题材，还是无法说清楚哪些可以上映，哪些不可以上映。

　　新京报：就是说电影剪阅制度“实存名亡”？

　　朴赞旭：拍摄随便你拍摄，只是上映的时候还是有些无法说清的禁忌。有一部韩国电影《少不足死》，是描写两个老年人性生活问题的，正好赶上了不能上映的标准，后来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影片，所以非常生气，为什么这样好的影片不能上映。当时我很久没有动笔写评论了，为了这部电影能够上映我也写了很多评论。

　　新京报：那可以上映的尺度是什么呢？

　　朴赞旭：有法律条款进行规定，比如说性工具不能露出来，未成年的性关系以及变态的性关系不能出现，同时同性恋也不能出现，这都是比较保守的思维来制作的条款。所以虽然有条款规定，但影片已经有了这些题材，审查机构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刻意去讲性工具方面的东西，不是刻意地露出来，画面中有性工具也是可以通过的。国家对这些方面已经默认，比较开放了，因为导演如果涉及这些题材就可能会导致拍摄的费用高一些，后果需要自己承担。

　　新京报：导演要拍摄限制级的影片要比拍摄普通影片付出更高的代价？

　　朴赞旭：这不是说要交给政府罚金，而是放映的风险问题。投资人要考虑到投资和收益的回报问题，如果上投资大收入少的话，他们就会考虑影片的市场受欢迎程度，这对于导演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比如影片讲述同性恋，政府不会限制你，但韩国观众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场景，所以投资人不愿意冒险去投资此类影片。以前是影片拍出来后不行就剪掉，现在实际上是投资人控制着资金看着市场，很多东西连拍都不能拍出来了。

　　新京报：如果是批评韩国现有政府题材的电影呢？

　　朴赞旭：那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电影是去赞扬朝鲜的影片，所以刚才所讲的限制也只是一种猜测。

　　新京报：那么一个国家是否该对电影有所限制？

　　朴赞旭：最好是没有限制。韩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比，是没有竞争力的。

　　新京报：我们采访了很多导演，他们都认为Screen quota是让韩国电影得到繁荣的关键，从时间上来说也是那之后韩国电影走上了发展，你作为评论家是如何看的呢？

　　朴赞旭：对韩国导演来说Screen quota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它让韩国本土的力量增强，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韩国电影会非常困难。影院放映好莱坞大片肯定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肯定也想天天放好莱坞电影，那表现韩国传统的电影会慢慢消失。另一方面，虽然有Screen quota制度的存在，好莱坞电影还是可以在韩国上映，大家只是分配一下时间，让我们的剧场可以看到更多的电影。

　　新京报：韩国电影通过Screen quota走向了繁荣，换言之没有这个保护，好莱坞肯定会打败韩国电影？

　　朴赞旭：如果Screen quota不存在，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那韩国电影可能就不存在了。像美国的大制作可以投入1亿美金，韩国的大制作也就只能投入3000万美金，资金上已经有了差距，像美国的大场面，韩国是无法跟它们比的。

　　新京报：韩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比是没有竞争力的？

　　朴赞旭：可以这样说。墨西哥也有这样的Screen quota制度，取消后没过几年它们的电影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像法国虽然没有Screen quota的保护，但有自己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电影上的文化。Screen quota不仅是为了保护韩国市场，而是给更多的国家一种方式影响自己国家的影片。

　　新京报：你参加Screen quota游行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朴赞旭：我当时也剃光了头。那时我女儿10岁，我不能让她长大之后只知道美国，看只有字母的影片，没有自己的影片。

　　亚洲缺少“癫狂”的导演

　　新京报：你作为评论家如何评价自己在韩国电影中的位置呢？

　　朴赞旭：最近的两部影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两部电影跟韩国传统电影来比较，立场独特化了，所拍的两部电影没有韩国传统电影的特点，所以想拍摄韩国文化的影片。更准确的说，在韩国比较好的电影是表现真实的影片，在狭义方面，也可以说我的电影偏向独特。

　　新京报：对一个国家来说，你所倡导的B级电影应该占有什么位置？

　　朴赞旭：B级电影就是投入的资金少，国家所给的限制也少，很多导演想通过这个限制的缺口找到制作上的便利，表现自己的想法，表现自己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较欣赏这方面的因素。既然资金少，就要用更巧妙的方式来拍摄。我的前2部电影因为资金上的短缺，多少还是属于B级电影的。后两部作品资金上就是比较充足，可以用高档次的演员，同时也借用B级电影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不能说我的电影就是B级电影，我的影片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用的是最高级的明星，最高级的助手，所花的费用也是很高的。只是说我的电影用了B级的题材，而不是制作上是B级的。

　　新京报：你对中国电影了解多少？

　　朴赞旭：中国导演陈凯歌、张艺谋，以前的电影都是比较欣赏的，我对中国的地下电影看得不是很多，只是我觉得，与其去想象一些地下电影，不如多拍一些纪录片不是更好吗？

　　新京报：有什么可以给中国电影建议的？

　　朴赞旭：我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但我想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建议吧，一个是导演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就像我当时说到的，即使电影的限制放开了，导演也需要一个时间来接受这样的开放，知道怎么利用这个宽松的环境去开放自己的想象力。第二个就是观众的眼睛。更客观的说就是怪癖的、疯子型的导演出现对电影是有好处的。亚洲导演一般都比较保守、谨慎，这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