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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疯狂忧伤李少红以女性视角打造红色梦魇(图)
| | 2002-04-11 09:21:26 何东 北京青年报 |
2002的农历春节，李少红精心打造的连续剧《橘子红了》，在播出之后着实搅起了不小的热闹。其纠葛的情节、悲情的人物，于不经意之间，将不少观众的欣赏情绪，从容引入一场扑朔迷离的旧时迷梦。虽然表面看似漂亮如画不紧不慢，内里深藏的基调却始终都是那样紧张抑郁疯狂忧伤。那一个个精致至极的镜头，再配以如鬼如魅的音乐，有时甚至能让我憋闷到根本喘不过气来。与她执导的《大明宫词》相比，《橘》虽然没有《大》那样浩大豪华的场面，繁多而复杂的人物。然而，激荡的情感、诡异的思想、纠缠的情结、残酷的压抑、偏执的爱情、血腥的结果、年轻的生命与不完整的女性人生，却时时都在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观赏之后，我其实越来越不在意它的故事如何跌宕起伏，却任由它那感伤的情绪，牵着我胡思乱想东游西荡：《血色清晨》？《红西服》？《红粉》？《橘子红了》？——红色大概正代表了李少红内心个性与艺术创作的某种偏向？这红色将会作为象征，始终穿梭与交织于现实与梦魇之中。或许终其现在和将来，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就是她进出梦魇的手段与途径，而且这梦魇还正在日趋诡异地走向自我。关于这部电视剧，李少红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橘子红了》这个有原著的电视剧，它的故事本身不可能有更大程度的根本颠覆。所以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不动故事的基本元素，就是靠‘青菜萝卜’还要做出让人感觉口味不同的饭菜。所以后来有人看完之后就说：这个电视剧里怎么这样怪异？怎么用了那么多梦境？怎么让人感觉特别不实？就好像是完全脱离真实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故事已经从原来的表象最后进入到精神里去了。”
■“第五代”是敲门砖
李少红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其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是一部很有商业意味的《银蛇谋杀案》。“银蛇”再加“谋杀”，光这名字就足以让当时的高雅评论家摇头质疑了。其实那恰恰是一部观赏性很强的电影，既很艺术又不乏心理悬念，此外还为电影厂获得了不菲的票房收入。
而李少红的名字，所以能被电影评论界和新闻传媒确认为“第五代”导演，大概就因为她在1990年拍了一部叫《血色清晨》的电影。那时有评论这样称赞：“《血》揭示了人性所蕴含的另一面，剖析了人的内心世界，引起了专家及评论界的普遍关注。”非常可惜，这部经专家评论而颁发“许可”李少红登堂入室“第五代”的电影我居然没看过。所以对上面那几句似是而非的评价也根本无从感觉。
李少红后来对我说[以下简称她说]：“我太遗憾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来看一看。你如此想仔细剖析我的作品可你却没看过这部电影，应该说你没有发言权，或者说你一定很不全面，别人也会说你没什么权威性。”
试想在90年代初，一位女性导演如果要想在好汉林立的“第五代”导演圈里站住脚，她当初就更需要一块扬名立腕的敲门砖，所以李少红以前从不否认自己被列在“第五代”导演行列之末。然而，后来也从未见过她用“第五代”的招牌到处高举高打。现在个别几位“第五代”导演早已在创作上无声无息，李少红仍然还在风风火火拍着她的电影和电视剧。
■所谓女性视角
我们看一看李少红近年独立导演的“创作年表”——1990年-1991年执导电影《血色清晨》；1992年执导电影《四十不惑》；1994年执导电影《红粉》；1997年执导电影《红西服》；1996年执导电视剧《雷雨》；1998年执导电视剧《大明宫词》；2001年执导电视剧《橘子红了》。除了《血色清晨》之外，李少红的其他作品我都很仔细地看过。其中真正印象深刻，并可以确认是李少红代表作的，我认为就只有4部：《红粉》、《雷雨》、《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
如果将这4部作品的题材不同、故事不同完全剥离之后，我们就不难察觉它们在内容上的趋同之处：女主角的个人情感命运，都一样充满哀怨凄婉；而且到最后结局也同样都逃不脱同样的悲惨绝决。我就在暗暗猜测：在如此殊途同归的故事背后，是不是也暗示出了导演个人内心的某种潜意识呢？
她自己这样回忆：“我在14岁之前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11岁的时候就来了月经，当时母亲不在，是父亲告诉我应该如何处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和另一种人不一样。我跑进厕所，关上门哭了。我觉得自己很不幸。我将这一生理现象视为一种痛苦，一种麻烦，而它将伴随我大半生。没有人告诉我它真正的意义。告诉我它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我的成熟。我想生活在我那个年龄的女孩，受到的性教育大致和我差不多。这并不是父母的错，说起来又扯到历史、社会呀。不说了。”
或许，人们也能从这段个人独白背后感觉到某种内心苦涩：当一个少女情窦初开阳光灿烂之时，她却对自己的性别毫无明确意识。甚至在懵懵懂懂之间，那一段本该色彩绚丽的少女年华，就被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完全给粗糙强硬地“磨砂”过去了。对于历史，任何个人都是无权也无法去追究和埋怨的。但碰巧成了一名导演，她却可以通过艺术手段，完成对历史的某种追查和审判。
由这段独白再回头切入李少红的前后创作，就马上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现：为什么《红》、《雷》、《大》的女主角，她们的初恋总是被演绎得那么充满美好渴望又那么美妙动人？而每当她们对整个男性社会发出痛切的埋怨、谴责甚至表示愤怒时，为什么又从来都是那样凄凉和无奈？一位作家这样说过：凡一个人的心理情结，往往都形成于自己的少年时代，这种“情结”一旦形成，就肯定会伴随其今生今世。如果这种“情结”一旦再被注定在某位艺术家身上，那就肯定会从他们的作品之中时隐时现甚至暴露无遗。
在以往男性导演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影视剧创作之中，他们更加习惯于以社会的大背景去笼罩和淹没小人物的个人命运。即便她们偶尔用心去表现，女人也大都完全处于陪衬社会男性的被动地位。但由《红》开始，李少红就已经在悄悄启动她个人化的初步创作尝试了，本来一个大而化之“改造妓女”的剧本故事，翻手就被她拍成了展示两个底层女性个人不幸命运的凄婉叙事。
而到改编《雷》和拍摄《大》时，她先是将一部男作家的名著，彻底改变为一个女导演眼里的“繁漪造反”的疯狂故事；尔后她又以更大胆的性别视角，让武则天和太平公主这两个历史名女人，在戏剧表演中不但完成了对男性的统治，而且还同时完成对天下的君临。也许就是因为在这两部电视剧里，李少红将自己的个性化创作幻想表现得太鲜明也太昭彰了，所以，她一边被观众叫好，同时也招来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
对于种种异议，她这样回答：“我真正关注的是我自身的体验。不论从性别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我都不可能有别人的生活体验，别人也不会有我的。”
每当李少红一部个性鲜明的作品问世，之后当媒体或评论开始喋喋不休或大加褒贬之时，李少红一般都是闭口不言或根本不予理会，甚至可以说，她在“第五代”导演之中，一直都是曝光率最少的一位。
■女兵不是天生的
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经历，才导致了李少红后来这种内心敏感？我们再来继续听一听李少红的个人独白——“14岁我有了一个弟弟，父母的视线和关注自然地转移到他身上……这件事之后的冬天，我走了。我揣着父亲写给某军区副政委的一封信独自一人上火车，离开了家。火车开了。父亲跟着火车跑，很像电影中的情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以为他对我的走并不在乎。后来才知道，他回家三天闷闷不乐，几次到邮电局写好电文：速归。然后又撕了。如果他没撕，发出去，我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真后悔，不该赌气离开家。一个14岁的女孩子，提着人造革旅行包，在距家千里的山城出了火车站，满心想的是‘再也不回家’，这有多荒唐！假如真有父亲的电报，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家。我只是想知道父母还爱不爱我。如果回家，我可能会念完高中，可能会下乡，也可能去了工厂，后面的路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我的固执和父亲的犹豫，改变了原有的轨迹，把我推向另一条生活之路。”
之后，李少红又在她当初的军旅生涯中遇到了尴尬：军装发到她手上，因为个子太小，挑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最小号的内衣裤，大得可以装下两个她。即使如此，李少红当时也没有后悔，入伍第一个晚上，她始终都在笑，兴奋极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男女通用的大裤衩，被她塞进肥大的军裤，系紧一尺八寸的细腰；再把能装进一条腿的袜子前半截剪掉，粗针大线连起来，穿上就去跑操。什么姑娘用的香皂、擦脸油、发卡，统统都被她丢在一边。李少红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铁姑娘”生涯。
女兵不是天生的。而这种特殊的经历，却可能会在一个女人身上，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痕迹。至今，李少红虽然早已成了一个女儿的妈妈，却仍然能从她身上感觉到很强的军人作风，比如她作导演时的干脆利落和雷厉风行；比如她待人接物永远脱不尽的孩子气。除此之外，你却很少能在她身上找到少女式的妩媚、撒娇和忸怩，为什么？在她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中，根本就没人教过她这些。
她曾这样自叹：“那个年代在我心目中是‘中性’的。我不反抗自己的性别，但在生活环境中，我却按照多数人的期望塑造自己。现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女儿，我下意识地从小向她灌输女性意识。也许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补偿。但我也发现她女孩儿味十足，因为特别脆弱、娇气。我开始怀疑这样对她长大是否有益，我也许害了她。女性应有的气质好像是人为塑造的，除了生理特征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艺术之外的
公共标准
尽管李少红一直小心回避着评论界和新闻传媒对她本人的过多关注，但自从她完成了《红》、《雷》、《大》这三部作品之后，她仍然无法回避以男性话语为主体的社会背景的时时笼罩和审视。特别是她所选择的导演，又是一个以男性占绝大多数的职业，因此，来自男性眼光的好奇、质疑、批评，就无可逃避并时常令她陷入性别尴尬。她常常都会面临这样的提问：“你作为一名女性，为什么要选择去当导演？”、“作为一名女性导演，您是不是感觉自己做得很难？”
既然这种性别预设已经先在地摆在她面前，因此对那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无论她如何作答，都显得自己有悖世俗常情甚至不近“男情”。
她这样说：“所谓‘职业女性’，正是当下时髦的一种性别称谓，而且有很多经济收入不菲且社会地位也不低的女人，都会因为自己是‘职业女性’而感到相当骄傲。其实在‘职业女性’的背后，也包含了很含混、暧昧的双重含义——首先是一名女性的社会义务：女儿、妻子、母亲、儿媳；其次，才是女性在社会公众层面的被承认：比如事业、地位、成就。当然，成功男士同样也会面临上述两层社会含义的‘考核’，但和女性截然不同的是，如果哪个男人放弃前一种义务，比如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都会得到最充分的社会原谅，甚至还会因此获得‘他为事业连家都顾不上了’之类的性别赞扬；但如果换一位女性试试，事业无成、终生碌碌，都无所谓，甚至还能得到‘贤内助’、‘廉内助’等等美称。”
或许做一名女导演多年，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李少红并未因为来自各方面的负面评价，就在自己的创作上有所妥协和收敛，而是更坚韧地坚持她独特的创作个性。如果说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导演的味道，在《红》只算开始的话，那么到《雷》则是比较大张旗鼓了，到《大》时已经是发扬光大了。而到她最新的电视剧《橘》，其主观化的个性表现，甚至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
她不断地这样声明：“所有这些，仅仅就是属于个人的一种‘艺术实验’，既不具典型性，更不带普遍性。”
■终究还是男道尊严
骨子里既然藏着种种活跃和不安分，然后面对性别和社会压力，又还想在让步和妥协中做成一点事情，在这样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之中，也同时形成了李少红的多重个性。
她至今仍然非常感谢过去当兵的日子：“部队是一个非常讲规矩的地方，可我不愿受过多约束的个性，又常常会和规矩发生内心冲突。所以经过部队生活，我后来就变成了表面上很守规矩，其实内心又很烦规矩的人。后来终于干了导演这一行，其实才非常符合我的个性，因为电影不仅可以造梦，也能更安全地实现自己的个性。”
虽然当了导演，可以时时回避现实而让自己出入梦境，但多年的曲折人生在李少红心里留下了敏感、脆弱、各色，仍然能在她的言谈话语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
李少红这样忏悔道：“有一次，我的合作伙伴对我说：你不在剧组时对你丈夫讲话，能不能不用导演而是用妻子的口气？这句话对我内心的震动非常非常大，于是突然回头想到：我平时在家里对丈夫对孩子，是不是说话办事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妻子的状态了？后来过了很久我还在为她这一问感到辛酸，我明白自己无意中失去的，都是女人最天性的东西，而这恰恰是从我当导演第一天开始，就很不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回想起来也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家庭生活中，李少红肯定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称职的贤妻良母，但在事业上，她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演。我曾经当面问过李少红：有没有争做中国第一女导演的奢望呢？听此一问，李少红笑得有些无奈：“悲观一点说，当‘女性导演’被你作为一个特定群体这么提出来，就已经暗示了某种不平等。本来有几个女导演已经在一个大男人的氛围里被笼罩着，我对自己的要求，充其量就是追求一点自己的个性满足而已。就像《大》剧中武则天的结局，死后无非就是给她立了一座无字碑，对她的功过一句不谈，这究竟象征了什么？武则天费尽心力‘齐家治国平天下’，整整50年，最终她顶多能算李氏天下一个儿媳妇。”
从最初萌发出所谓“女性视角”的《红》开始，后来到《雷》、到《大》再到《橘》，李少红每一次对男性尊严所发起的反抗，都要比上一次创作都来得更激烈也更彻底。然而从她一系列的艺术“反抗”背后，如果认真仔细一点，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剧情”发展脉络：由起初对男性世界的强烈期待，到久久盼望而不得，最后剩下的就是女主角精神崩溃和走向死亡了。
以前一直认为，李少红所执导的作品，完全都是彻底的女人故事。然而再看清楚一些之后，我却更从她的作品之后，感觉到男人世界的强大和威严。单就这一点而言，无论“繁漪”也罢，“武则天”、“太平公主”也好，最后到“大妈”、“秀禾”，都同样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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