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想做宣传，我实在是怕了。”周晓文心有余悸地说，“有位记者小爷儿，也是好意，他来采访我，其中谈到我爸如何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后来，他在文章里引用了我爸的话，说我爸是怎么怎么说的，还加了冒号、引号。我爸都死了二十年了，他说的原话我都记不得了，你怎么知道？也就是个大概的意思吧，一加上冒号、引号，就跟你听见了似的，这不蒙人吗？”

　　“咳！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又不是报道严重失实。”我不以为然，“顶多是不严谨，上纲上线也到不了蒙人的份儿上呀！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小题大做？好，蒙人的不算，坑人的算吧？”周晓文开始扌到旧账，“那年我拍《秦颂》，姜文、葛优、许晴我们几个主创一块儿讨论剧本，有几个记者也参加了，他们只带耳朵不带嘴，不发言，只管听。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指一女记者，当时还不到50岁）坐在我旁边，说：‘你们这么改，不是篡改历史吗？’我说：‘这是艺术啊，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艺术，谁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她又说：‘你们这么弄，还不把历史学家给气死了？’我笑着说：‘反正这年头儿打死人偿命，气死人不偿命。’嘿！这老太太够可以的，大笔一挥，写了篇文章发表出来，标题就叫《周晓文要气死历史学家》。这不是拴个套儿让我钻吗？据说历史学家们看了这篇文章真就气坏了，联名写信给有关领导同志，反映《秦颂》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问题。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我多倒霉呀我！”